最近网络舆论中,对于日本的事吵得不可开交,在中国这个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问题,前有穿和服逛街被人指摘责骂,后有各种日本人被国人刺杀、碰瓷的事情发生。这其中有合法的部分,也有不合法的部分,在这些问题中,我自己本人也参与到部分评论中去过。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我讨厌日本人的理由,当然读者可以自行斟酌是与非,但是我并不想站立场,只是我一概认为,以一种历史的仇恨而对未成年人痛下杀手,恐怕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态度。
我不敢说大多数或者说多数的中国民众都是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但是我相信那些,至少是力挺这位对孩子下手的凶手的那些人,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我要洋人死!”。从人们发现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大量日本人学校开始,社会上的舆论就从来没有断过,这两年国内经济不太景气,社会舆论就开始朝着某些不受官方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当然我在这方面的态度,没有这么极端,我不会说因为我讨厌日本,我就对所有人都充满恨意,甚至恨不得自己能动手弄死几个日本人——要是在战场上,可能会,但也只是对军队,在和平时期,憎恶一个人的极点,我认为顶多也就到骂几句街罢了,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大概是怂了。
日本人和德国人不同,德国人的叙事,包括以色列的一班犹太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要远比中国人精明多了。精明到什么程度?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说我听犹太人大屠杀叙事都听到耳朵起了老茧,可是中国是怎样的,试想犹太人如果只是在比如说以色列内部教育自己的子民说德国纳粹二战时期搞了大屠杀,而对外却很少提及,只是在国际场合偶尔说几句话,我看犹太人也不会有如今的世界影响力——当然不论好坏。当今的中国受害者的形象传播就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执着于要求各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但是对于二战受害者叙事,完全不像犹太人那样,搞得谈到大屠杀就是纳粹的屠杀,一个原因是很多纳粹的受害者,都创作了自己的回忆和反思作品,其中很多还有一些成了历史学家。
我看到有一本叙述二战历史的著作,和我的题目一模一样,叫做《为什么不杀光?》,我们经历过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人,多少有些也会看到,早在十多年前的时候,互联网上就已经有不少对于日本的舆论,当时的国人对于所谓的民族主义,还要更加倚重一些,但一直到所谓的 U 型锁事件的发生,人们才意识到这个舆论意识形态的维度已经成型,那时候我们认为小鬼子个个不可留,说起来这种情绪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局面——一个加害者的后代,竟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对受害者表示厌恶,那么要让这种人对自己的罪恶产生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看来并不容易,要不然何至于中国也不情愿在多种世界场合发表受害者立场的言论,反而只是强调一个中国?
最根本的是,关于中国的受害者叙事,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不清楚,所以在中国人看起来,怎么看都是自己沉静在自己的宣传之中,而不是让外国人一同分担这种痛苦。对中国内部的大众来说,即便没有如官方所言,直接教授仇恨,日复一日的受害者宣传也不断在冲洗伤疤,对普罗大众来说痛苦过于沉重,产生几个极端思想的人来,说起来也不能说是没有理由——只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学家、作家们、历史学家们甚至是直接的抗战日军受害者们及其后代很少有愿意直接面对这种悲壮历史的勇气而大胆地创作一些历史类的作品来,很少有人写的出来几部具有国际意义和传播性的东西出来,反倒是中国老是翻译纳粹的历史研究作品?
这是很奇怪的,难道真的中国人太会忍受痛苦,以至于不敢去面对这历史的创痛,反而都选择默默不语,如果没有特殊关注,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里面有那么多受害者及其后代有那么多的会写东西的作家们,他们的书籍通过各种出版社源源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进入许多读者手边。这种情绪无法通过对外发泄,只能慢慢积累成为一种不可触碰的危险的毒药,但我又不认为这是必然的。
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双面性的东西,一方面他促进我们爱国的情怀,另一方面,也把一种排外的情怀无限放大,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官方态度往往是比较开放的,这不是说政府或者官方布不具有什么民族主义,而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一旦你处于执政者的地位,你恐怕也不敢轻易在国际舞台上说,我就是要杀光你日本人,所以我们能看到哪怕出了那么多明显具有针对性的事,我们的官方也说都是个案,都是个案,所以你看不惯发生了什么样的民间的排外的极端案例,官方都比较理智。
这实际上表现出来一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事,这些事在明文法条中规定,是非法或者违规的行为,但是因为没有被互联网曝光,或者甚至有些地方因为这些事可大可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普罗大众产生一种并不涉及到违法、违规的错觉,导致司法、行政机构一旦认真起来按照规律、规定等办事,反而引起大众的不解甚至是不满、冲突。之所以是有矛盾的,是因为国家的宪法,也就是根本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政治宣传又说,人民当家做主,这使得人们大量集中反映这样的事,反而显得国家机器显得非常理亏,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当局要怎么判断自己的立场?
历史的看,晚清时期的社会,有两种极端的民众,一种是极端排外的义和团,一种是对当局是谁都不算很关心的其他百姓,你能看到一方面义和团说自己刀枪不入,要弄死洋人,另一方面真打起仗来,花几个钱就能雇佣几个大清子民为洋人引路、提供各种后勤服务。这两种人加在一起,或许是满清衰败的真正原因。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文明更加进步,当然是需要学习的,学习的不仅仅是考试的知识更是人类自文明开化以来所有益于发展的思想道德精神。
不过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换个角度来谈谈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很多人虽然知道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却忘了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忘了自己是受过马列主义教化的人,即便不成体系,也不愿意走教条主义,只是从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看,现阶段任何对凶手表示理解或者指摘说怎么不见日本人为他们杀了多少中国人反思的评论,都是不可接受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在最终目的上要创造一个民众觉悟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民众觉悟之一就是拥有正确看待各种事件的能力,这种正确并不是指出一种倾向性,而是说要以和平和理性的角度,站在这个立场,假设杀害的是一个二战老兵,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死者是一个孩子并且还不是全部的日本人,而是一个拥有半份中国血统(有传言说他妈妈中国人)的一个异国通婚后代。当然抛开这一部分,如果只是从官方的态度出发,我们能看到历代政府部门对于日本二战时期的作为都严格区分出一个度,就是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一大撮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屠刀似乎更应该朝着一小撮,而不是一大撮,否则就有点打脸官方的意味。
当然,可以看到在所有谴责罪犯的文字下面,都有一些人贴出一些在日华人受谋杀的清单,日本人当然不会去反思为什么他们那里有这么多对中国人的案子,因为日本人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控制的社会。现在我们叫他们右翼势力,大众应该能知道,二战时期的日本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如果要拿今天的部分人的思想与之对比,其实没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当时的人把这种极端的情绪发泄到了真实的战场上,而我们身处于和平时代,大概只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独狼”犯罪,当然战时在战场上即便在怎么痛恨对方,也不应该向普通民众下手,日本人这么做了,所以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愤怒火焰。
在此基础上,我们其实并不关心死的是不是普通人,只要是死了,只要是日人,便能激起大众的兴趣,甚至是某种情绪,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中国抱有幸灾乐祸思想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日本人讨厌国人了,有人说日本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这倒是,但是可以搜索日本的官方信息,会发现曾经不止一次,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许多日本高层领导曾有过动议要在学校里实施“爱国心”教育,虽然日本人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人对于包括二战在内的历史认识,却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扭曲的爱国主义接受者心态,根本问题是,一个不教授爱国主义的日本,竟然要出版一些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按理说,正因为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反倒是应该对这部分历史有所反思,可是,没有,正相反。
然而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不应该存在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要求我们拥有先进的思想,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武装,本质上说,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不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意识形态有太多的共同点,相反应该是更加先进和文明,而不是“反动”的,这种“反动”指的是什么?在这里看,如果我们采取非理智的手段对敌人或者曾经的敌人后代采取极端的报复,很显然就是一种贯彻野蛮时代同态复仇情景的反动,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
谈到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要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以及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成立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不是白痴,都应该知道,共产党既然叫做共产党,其目的就是要引导社会走共产主义路线,并最终帮助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也就是说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形态变化,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看到:
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
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在共产主义者眼中,未来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党,共产党为了创造一个平稳过渡的共产主义社会进程,进而领导民众参与斗争,主动创造条件去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一个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政党和国家的消亡,换句话说,今天不管是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本身也好,是注定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消亡的,包括世界各大国家都一样。
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和日本的国家权力、国家机器乃至国家形态都消亡了,莫不成中日两国的仇怨还要遗留到共产主义时代吗?国家消亡,爱国主义者们能接受吗?就算不能,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目标啊,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我们和日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也必然要在某一个时刻达到彻底弥合的阶段,并在此之后,乃至这段历史都会成为一股轻烟,不再为后人所知——当然即便不消失,也可能因为分不清谁是原来的中国人和原来的日本人而无法唤起如今的这种仇怨。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知道国家的存在,正是因为阶级以及阶级矛盾的存在,一旦阶级消亡了,不存在了,国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恩格斯的理论中,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当社会中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社会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分裂得到消弭,如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难题,当我们正强调爱国的时候,大众如何接受这种未来?
爱国当然是正当且合理的,问题是大众如何面对,譬如伊斯兰教,如果你是一个教徒,你被教育要维护和热爱本教,当然这是合理的,问题就是伊斯兰教教徒需要与不信教者与异教徒、有经人做斗争,这种斗争通常是不那么激烈,因为教派分裂的关系,不是所有教派都喜欢用极端的方式去实践教义,但是确有那么几个教派比较显眼,要用极端的自杀式袭击和刺杀异教徒的形式去实践自身的信念,我不愿意把这个现象代入我们社会中的仇恨刑事案件中去,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至少对于一个受马列主义熏陶的社会主义的文明人而言,是不恰当的存在。
不过我有时候也有一些矛盾,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包括我自己是走一种既定的与教条的共产主义理论思维方向,在这个情况下,我必然不能断然批判除了无差别或者说有目的的刺杀以外的任何事,毕竟从目前的事态发展看,有些所谓节奏被带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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