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历史乱弹 » 清史修撰之前途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清史修撰之前途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2024 年 10 月 14 日

谈一个争议性的话题,这要是在外人看来纯粹就是凑热闹,对于历史圈的人来看,却是大笑话,当然历史圈也有鄙视链,就像喝咖啡的,你要是玩手冲的,他们就认为你永远站在制高点上,喝的是贵的单品豆子,放到高端的 C40 磨一下,用的是 Hario 的滤杯,拿一个上千块的 B 壶,用计时电子秤算着时间和水量,你这种功夫,能喝出各种甜酸苦来,自有自己的价值,搞历史的不同,总是自成一派,有多少个朝代,就有多少个朝代的粉丝,粉丝可不得了哦,哪怕是残暴无比的时代,粉丝一来,口碑立即就转变了,所以网络上认真研究历史的,太少,大多数也只是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看的大概。

历史研究者喜欢出书,但是这出书也不行啊,你看很多现代研究的标题,完全不像之前的学术研究那样老派,研究什么就说什么,比如研究古代农民起义,老一些的研究者大概有什么《明末农民战争史》,有什么《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这些历史资料或者研究资料都是直白阐述其研究方向的,你要是看现代的所谓学术著作,大多数会这样做标题——《某某某,某代某某事》,比如比较有名的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这部书写的是宋代的帝王肖像及其影响。但即便是这种书,往往副标题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而不是主标题,如果你只是看主标题,你想到如朕亲临,这几个字,通常会形成一种概念,看电视剧总有某某人一块令牌就获得了如朕亲临的权利,使得他能借皇帝的嘴或者权利为自己谋利,但是这个内容和副标题的联系并不是很大,翻开这本书基本上都在谈宋代帝王肖像在不同时代的民间的命运,而这种透着权利意味的“如朕亲临”数个字,并没有给多少笔墨,来表达人们如何借助帝王肖像获得与帝王类似的待遇的内容,那么这个大标题,是否有信口拈来之嫌疑?

不过这倒不是本文的重点,我更想谈谈一个谈了两次的话题,就是关于清史的编撰问题,这里面之前谈到的价值观、价值取向的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且无法解的问题,这次我想尝试谈谈别的,因为之前尽管谈到了这些话题,但多数都是从外部比如认知和政治价值角度谈的,这次,我想从满清以及明代的部分问题,包括历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情况,来谈谈这个话题。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事都必须要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尤其是在研究近现代史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受害者而拥有一种受害者心态,这对普通人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需要最起码在做学术研究时要主动避免这种心态对我们历史研究时的部分干扰,当然这在不同人的角度有不同看法,但是保持公正、理性、客观以及实事求是是对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那么,接下去要问的问题是,清史为什么不应该修。

理论上说,清史修起来是不难的,尤其是如果说只是要做一种通史性质的断代史,研究一部清史出来是很容易的,从客观立场把清代重要历史事件梳理一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清代不像明代那样留下了太多的野史让人眼花缭乱,在清末的时候,中国的媒体已经有部分起步,很多内容都可以从报纸,比如申报上查询到,清代的史料是相对较多的,与之比起来,研究先秦史尤其是上古史就很难,所以要修一部清史是不难的。更何况在我之前的文章里,我也说到了,其实一部说得上是比较完善的清史,实际上已经可以出版了,只是问题出在了审核方面。

特别是当满清历史的部分,还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只要结合这部分人士加入,要修一部清史,也不止于就修个几十年,因为时间越是长,里面的猫腻反而可能越多,比如清修明史一样,修了上百年的时间,结果依然有很多问题。

当然这是理论上,之所以要这么区分,是因为清代和前明不同,清代这个时候,涉及到几个关键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必须要解决的,如果不能的话,这个清史的出现,可能完全不会有希望,当然我们最好希望他不要出来,因为不管怎么修,都会涉及到严重的政治问题。假如你说客观实事求是修,必然有部分内容不符合当代团结史观(不管是民族还是文化方面还是宗教方面,实际上清代相对于其他时代,其民族矛盾问题反而因为是由一个异族统治而显得更加严重,所谓五族共和之内,除了他们自己,其他几个民族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矛盾)的一个要求,在政治上犯错,冒犯少数民族的后代,如果你不客观修,见风使舵,你倒是维护了自己的政治正确了,但是这又违背了唯物史观要求实事求是的要求,满清既然又变得不那么可恶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去取而代之?哦,你要求普通人学历史要搞唯物主义,你对自己又不那么要求了,这双标打脸马克思,这就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一,是明清易代的性质问题

这里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满清对明代的取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替换,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然的正义性,所以对于古代社会的不管怎么样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农民起义总是会出现,这样一个名号对于满清来说是不合适的。我们对于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物,基于我们的政治立场,必须要予以一定的歌颂,而至于谈到诸如张献忠的杀孽,基本上只有稍稍添几笔的资格,但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农民起义以及革命运动的根本构成应当是农民,而不是游牧民族和从事其他生产生活的人。

满清的创始者不是农民而是游牧族群,就算追溯早一些,在宋代时期把金人以及当时的蒙古人算作部分满清的先祖,他们也不是农民——这个问题放到宋末也是一样的,宋代虽然也有很多农民性质的起义暴动,但是最终消灭宋代或者说南宋的,是蒙古入侵者,但因为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考量,所以明代对元代历史的书写就很模糊和简单——对很多人来说《元史》可能是比较粗糙的一部书,但由于编撰时间较短,也没有像满清编写《明史》那样费心,但从当时社会来说,农民起义的情况需要做一种单独的分析,否则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农民起义本身对腐朽王朝是一种消耗,这会形成一种怪圈,我们假设一下,当金兵入侵时,有农民觉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要造反,而组织起农民军去把岳飞打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但是在明末包括抗战期间,我们会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所谓内忧外患,消耗的都是当时朝廷自身的力量,对于内部的起义者而言,推翻了你,我就能重新建立一个王朝,改朝换代而改进民生,对外部侵略者而言,我对你的抵抗或者战争本质是为了要取而代之并征服你的土地。

这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形态而产生的,北方民族或者说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部分是依据其游牧属性,在这种情况,如果遭遇一些特殊年份,草场上要是出现了问题,那么冒死南下与接受天命,虽然各人有志,保不齐有大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眼见着南方汉人国家好吃好喝的,不想得其天下,反倒是很奇怪的,所以满清对明代的改朝换代,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相对来说就不能用完全的革命史观去看待。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农民革命运动和外部侵略行动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你被其中任何一个打败了,从革命史角度该如何论证你到底是被谁打败的?因为这里往往涉及到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王朝在两股势力作用下,被农民革命打倒了,后来的政权还是要面对外敌入侵,那样的情况下,刚经历过农民革命的本土部队以及国家可能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此时可能会引起摧枯拉朽式的衰败,比如李自成那样。这里面因为满清统治者后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的概念,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似乎就不成问题,蒙古族是中国人,满族也是中国人,怎么能以侵略相比?可是要把这个问题抛到抗战时期,就严重了,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联合抗战方向都不向对方妥协,比如共产党直接先把国民党干废了,而此时日本人倒是先不急等你们先打内战之际养精蓄锐,大肆增兵,那最终得胜的是谁,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正因为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些历史时,往往需要非常谨慎。

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农民对暴政或者说腐朽时代的反抗可能具有或者说必须具有大众基础——如果说你反抗的只是你自己认为的暴政,而对多数人来说并不想这么做,或者干脆人家就是觉得好,只是因为受你暴力裹挟而卷入其中,这能算什么起义?而异族统治往往伴随着农民运动本身的反抗性,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反对本朝本代统治者的腐朽,更有对异族统治者的作为入侵现象的反抗,但这要从多方面解读,试想一下,农民革命的发生往往是建立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但是人们会明显感到这个王朝已经无力继续维持下去了,这才会导致各家反王并起而不仅仅是你一家在那里自娱自乐,游牧或者异族入侵则不会考虑任何事,基本上就是趁你病,要你命,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必然会迎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这里面必然就会出现,哪怕你真的不喜欢前朝,但是当你的起义军遇到外族入侵的时候,你也不得不与前朝合作,甚至直接效忠于前朝,比如某些明末起义军中的人物。

我们可以拿抗战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我们赋予满清统治者国内民族身份的合法性,但在当时却未必会如我们今天的判断,假设我们用数十年前流行的影射史学的角度去看,很显然我们就这么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统治者就是美蒋集团,中共以及其他民间反抗组织、团体就是李自成,满清就是日寇,这里我们能看出一个问题,就是,满清对当时的中国,形如日本对当时的美蒋和李自成等共同组成的所谓的“华”部分,那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抗战后日寇赢了,并且建立了一个持续数百年的王朝,然后又有革命者将其推翻,重新建立了新的时代,我们的后人要如何看待这期间统治了中国数百年的日本人的王朝?从这个角度看,满清对于继承中国历代法统,尤其是明代亡国后的社会正统的统治合法性是不存在的,用一句话说,就是得位不当。元代,也是一样。

第二,合法、正当的政权,没有一个是靠对内杀戮民众,并且是屠杀站稳脚跟的

不知道当你看到满清统治者说出“我得国最正”的时候,你会怎么看他,要知道即便是朱元璋北伐都没有这么称谓自己,反倒是异族入侵者嘴里说出这种话来,这叫人感到可笑,当然从编修清史的角度上看这种言论肯定要放进去的,否则要给满清树立一个合法、正当的统治地位,恐怕是很难的。

理论上,就算你是一个封建时代,甚至是极权封建时代,要建立起统治,也必须要有一个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在现代意义上,无非就是那么几种,第一是靠威吓,第二是靠欺骗,第三看民众的真实意思。我们常在嘴边说的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本身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靠武力打江山,另一个则是靠用武力挟持民众,逼他们支持自己。而当我们说到人民选择了自己的时候,往往也有两种意思,一个是真的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二则是通过以欺骗诱惑方式换取民众支持并得到江山,从满清的起家史来看,其中合法性的一面似乎都不太符合。

因为满清不是以农民起义为契机而获取民意,而是打着帮助明朝廷打退李自成的理由得到了部分士人的支持,换句话说,并不是人民选择了满清,而是士大夫们选择了满清,根本原因之一,是对这些人来说在哪里当官都是一样捞钱,你大势已去,我何必再去帮你,可是看看满清做了些什么。以入关前后作为分界线,入关之前,时常到内地掳掠,抢夺劳动力和妇女,豢养了大批所谓包衣奴才的东西,为满清叛变老主顾做舆论准备,在入关后推行可耻的剃发易服政策,谁不服从,就屠刀大举,创造了惨烈的不可胜数的屠杀,说不好听的,用不可信的《尚书》所言,血流漂杵也不为过,致使整个满清 267 年,中国人完全衣冠断代,愣是把异族服饰旗袍马褂呼为唐装汉服,一方面是过于可笑,另一方面也太可悲了。

尤其是在所谓的开国初期,如果你杀的是贪官污吏,反王叛臣,倒也有理可循,问题就是满清入关甚至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要获得政治统治地位,通过杀人的方式强行以自身小众的却又丑陋的文化替换原本优秀的中华文明,酿造了无数针对普通人的惨案,又通过圈地运动夺取了大片良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获得了稳定的统治地位,但是在法理和道德价值上,却必然要受到种种质疑。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内容全都照实或者说翔实地写进一部要被后世立为典范甚至和二十四史并列的史书,这些内容对当代的满族来说应该如何看待?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史观的理念,对于历史不要回避,即便是黑暗的历史,可问题是,如果你读到你的祖宗如何屠杀本国另一个民族的人时用多么多么翔实的案例,多么多么血腥的言说,即便你不感到是对自己的冒犯,也会感到太惨烈而认为其不可被列举,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全国性的社会不安定情况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当代还有很多分裂势力存在的情况,如果出了这一部如实记载的史书,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要从你这里分离出去,似乎就更有理由了。但是你要不把这些内容写出来,对于你这个国家占多数的汉人,难道就一直打压他们的民族意识吗?这必然导致主体民主中部分人士的抵抗,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争议,在这方面,这是不能回避的一种矛盾。

同时,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本身的统治是建立在集权专制制度之上,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汉人王朝,那么封建集权专制的罪名让汉人担当,这对其他少数民族被统治者而言,就美美的了,毕竟他们如果要造反,那理由无非就是汉人大搞民族主义欺压少数民族,问题就是其统治者是满清集团,所以当有反抗者,比如苗人暴乱的时候,该如何解释呢,怎么可能让一个少数民族担负欺压另一个少数民族的罪名,那就必然要结合某些特殊的政治学话语,说是以满清统治阶级为首或者说满汉统治阶级(毕竟汉人是当官的)在欺压其他少数民族——归根结底还是满清为了维护作为主体的汉人的面子而“替”汉人们做了主,这罪名不就又回到汉人头上了吗?这样即便带着满族二字,也叫读书的那些人心里舒坦些。

所以要面对这种情况,一个得位不正的朝代,为其修史,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但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承认此时版图覆盖整个中国的满清是一个正统朝代的话,这个时期就存在了一个历史的空白,显然又不能这样做,这就又构成一个理论上的构建问题,这两年人们开始反思,攻击“元清非中国”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为了要给历史擦一个屁股,我倒不认为真如朱元璋所言,他说了一句“天命真人于沙漠”如何如何,就等于承认了元代正统,要知道蒙元在建立之初本身就是以屠城为称,到处杀戮到处劫掠,这样下去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遭受不住,所以老朱要说胡人无百年国运,问题就是胡人建立朝代特别是建立地比较轻松的,比如以纯粹暴力轻易就得到天下的,他们可能根本就看不起文化的作用,所以往往不会特别重视文治,甚至还要实行一种高高在上的特殊阶级统治,这样时间一长,必然会引起大量的反抗,而满清相对来说则比较注重文化,这种文化还不是继承一种可以延续下去的开放的文化,而是一种基于血腥统治之下的高压的束缚性的文化,比如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些基于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思想,到了满清时期统统消失或者被挤压到没有生存空间,程朱理学好不容易有了王学作为一个突破,人们开始思想解放,结果一下子被打断,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日趋保守,毫无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满清统治就超过了百年,这一系列问题,一部史书,不可能不涉及,但是一谈起来,总不至于是一家之言,会形成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但这些编写的专家们如果有矛盾,这就很难办了,要知道现代社会为了凸显一个民族融合的价值观,肯定要在清史研究方面聘请不同民族的专家,这些人要是都从本民族角度出发去撰写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资料,这整本书就不成体系,读来不连贯,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对于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可能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那这里就比较复杂了,恐怕不止说个十天十夜,就是数十年也说不透。

第三,是学术水平

明清往往并举,因为明清易代之后,很多制度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正因为如此,明清之间会有一个直观的对比,后人就以明代发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说明代是什么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为领土、厂卫和文字狱的问题,其实这些情况不用太细致考察,就问满清有没有就知道了,可偏偏同样是五毒俱全的满清,反又被人说是好的,甚至成了最好的。

明代最大的争议往往是关于朱元璋的话题,说什么朱元璋大杀功臣、大搞文字狱、大搞恐怖政治、大搞特务政治,对于朱元璋的后代,比如朱棣,说他大杀方孝孺十族,说正德大造豹房兴土木之类的,这不可否认明代的皇帝有很多是很有个性,这种个性在一般人身上是没什么可说,但是说到皇帝,是要统治国家的,为什么也有那么多问题,其实在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所谓的信息茧房蒙蔽了一层,根本原因是,这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基于没有事实依据的野史,而历史学家们由于对正史产生过偏见以及盲信野史,导致很多人人云亦云,自以为是。

其实这个问题我比较注意的是那些把这部分可疑历史当作事实的人的目的,比如说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他本身就是身兼政治职务,对写作明代历史,里面不得不提到影射史学的影响,因为吴晗写作明史,尤其是写朱元璋的时候正好是民国时期,出于对蒋介石的刻画需要找一个历史人物做参考,就拿了朱元璋来写,何况就像野史写的那样,老朱看上去却也不清不白,用来影射美蒋集团,必然要把朱元璋刻画成一个疯子一样的杀人狂,什么动辄数万之类的,本质上也是凑数的,有的案子,明明受牵连着只有数百人,到了这一班明史专家嘴里,反倒没了真相,扩张了百倍有余。

而文字狱之说则更是搞笑,很多专业的学术论文反而已经证明大多数——这里用大多数,大概是因为他们也不能保证一个没有——都被证明是牵强附会扯淡臆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太把美化历史当成是手段了,比如说这种所谓的涉及到朱元璋的文字狱,《明实录》中没有相关档案记录,是很怪的,你要说皇帝为了美化历史而删除,那倒是说不清了,试看乾隆 60 年间一共发生 100 多起文字狱,很多都在清实录中有档案,莫不成乾隆反倒不在乎历史真相示人?可要是这样,他又何必发动文字狱?说到底我们过去对明代的偏见太多了,很多问题我们不去问问是不是真的,而是一上来就接受某些已经成型的历史结论,比如说对朱棣杀方孝孺,明确指出杀他十族的历史记载没有在正史上找到过,而是在野史上出现了,即便是像清代花了将近百年修筑的《明史》这样受人质疑的书,都没有写那样的事,甚至有的资料还显示,当时人们还认为这个十族的内容不可信,可惜的是这种问题大众不会主动去问是不是真的。

人是有立场的,很多历史学家其实学术水平并不精深,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常见什么大概、也许、可能之类的词。就算是在一部得分很高的作品中,以傅斯年在日本侵略东北时间段写就的《东北史纲》来说,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基于政治的立场而匆匆写就的,根本来不及去详细分析和参考各种史料,更别说要给他们都一一分类并辨别真伪,这些立场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这部书,包括类似的书也不能说是没问题的,就如同《如朕亲临》一样,这种书虽然是纯粹的学术作品,却也免不了要引用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的野史资料来作为旁证,甚至还要说一句什么,虽然是野史,不一定真,但是也有一定的参考性,如何如何,你尽管声明了这个话,但是你把这些内容放到你的著作中,这不等于是你部分认可其中的内容吗,为什么认可,就因为其中有提到你所研究的东西啊,这样的研究谁不会呢。甚至要我写就一部靠参考野史而完整起来的中国通史,这完全都没有问题,可是谁能说这东西是真正的历史,谁能说这些东西就能激发我们对自己过去的反思而不是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是非曲直都未必能分清,而基于国家立项去首先以政治化的角度去考虑要如何给这部清史定性,那只能把一些高水平的真正的专家给一个个地熬走,要知道满清修撰明史花了上百年,总编和修撰人员不知道用了多少人,这里面可都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摇钱树啊——何况是今天,在这种情况下,靠清史编撰能养活人的特性,这些专家学者还会认真去做研究吗,倒不如这里插一脚,那里插一脚,一切问题归前明,这种书即便是编写出来了,我看,也只能是迎来束之高阁而成为蛇虫鼠蚁的美食的命运。

不过阅读学术作品的人往往可能意识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同地域的历史学家往往关注点不同,比如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历史学家,往往喜欢研究明代、清代,而主要关注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明清定格之际的满清问题。而像一些山西地方的历史学家,可能关注唐代,汉代,而南京、安徽籍的历史研究者会关注明代,这些地域的历史学家们,出身所在地本身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地区,如果有出几个皇帝,并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朝代,那更不得了,他们首先会对这个朝代有一个天然的亲近,比如说沈阳就大搞满清历史研究,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这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天然的立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必然不能做到百分百的遵守。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主线,一直都是儒学,不管是上古历史,还是近代历史,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历史学家,不管是否是官方的历史学家,正史的作者还是野史的作者,他们当中都有条线,就是儒学,正史作者会按照儒学和皇家的标准去写历史,难道野史作者就不会按照自己的儒学态度去写所谓的野史吗?一个地方的历史研究者还需要依据本地人的喜好,去撰写历史,这必然导致哪怕一个所谓的野史中没有如某些文人所言的涂饰,但也必然有他们自己的喜好,既然有喜好,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凭借喜好所收录、摘抄的所谓历史,就必然是他们的客观记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古代就算是识字,也和儒家有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不知不觉受到儒学影响的情况下,和今天不知不觉受到国家政治观念影响的历史学家门,真的能写得出,不说全真,但是尽量真实而客观,不为尊者讳的一部《清史》来吗?

这是人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