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知己在《史通》开篇第二段有如下文字表述: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这是说,《尚书》的源流在太古时代,根据是《易经》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由此可见古代史家对于历史典籍的考证何其荒诞,当然最需要怀疑的是说孔子观书于周室,我们且不说孔子是否真的观过,以真的观过为前提,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起源,甚至是考古学出发,应该能轻易知道所谓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至少前两代是有极大问题的,一个根本的现实是,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成系统的文字,即便是现在所发现的于夏代时期出现的一些符号,也不被普遍认可为文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编造这个故事,就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古代人大概是不研究文字学,所以对此没有进行过检讨,假设四代典章流传到周代,至少从甲骨文字来说,孔子只能读到商代,更何况其从未提及过甲骨,那么可以认为其根本不知道什么甲骨文,而到了周,尤其是东周时期,甲骨文早已演化为其他类型的文字,周人在记述典章时,显然不可能不根据这些文字来记载,那么他即便得了虞、夏两代的典,也无法做到分辨何谓“善者”,更别说删(此处删字被理解为采择)了。

这个问题,其实认真想想不难理解,即便我们不知道有甲骨文等文字,唐人似乎也不可能不知道其时代所用的文字已经与秦汉时期的文字有极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文字形式演变为篆书、隶书甚至楷书之后,唐代书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很少出现。

中国古代自汉以降,都是由儒学作为唯一的官方学术,在此背景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在这个体系下读书、识字的人,基本上都是被儒家教化成长,那么即便有人对古代文献的记载有怀疑,大概也不敢对其不敬,中国的史学发达,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古代史学的发达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学家独立的情况下,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古代社会中,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可能都是一个人,而儒学自从成了国家唯一的官方学术之后,必然导致各种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儒学,历史学就更是如此了,那么由儒家自己书写甚至编写自己的历史,其可信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降低一等。这种局面直到今天还具有参考意义,我们看至少从封建时代开始,也就是秦汉以来,儒学一统中国人的思想,民国是三民主义,现代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人物的思想,这些内容说到底都是归于一处,定于一尊的,当然民间没有禁止人们研究别的思想流派,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的桎梏是必然存在的,而因为这种存在,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些于自己有精神安慰的东西,儒学主导的历史学,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目前关于上古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记载相关史料的书籍,既不是一手史料,也不是可靠的信史,而是依据一些民间传说以及所谓的王室记载,更何况,在秦汉时期,经历过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事件,这就是焚书坑儒,坑儒且有争议说是方士而不纯粹是儒生,但是人们似乎对于焚书却又没什么具体的争议,比如说是否仅凭《史记》或其他资料中一句半句话,即可认为曾经实施过焚书,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因为从古代文献中考察出来的伪造的上古资料,多数都是出于焚书之后的汉代,也就是说不管真书假书都出于汉代以后,这里面经过的磨刷基本上已经可以验证,尤其是在考古资料出现以后,汉代以后流行的文献和汉代以前的文献是不是同一个东西,都需要打上极大的问号,有人说焚书焚掉了除了秦国史书等之外的其他战国以及之前春秋时期各国的史料,但我相信以中国的传统来说,必然有一些王室或者君侯成员的墓葬中藏有部分未被焚毁的资料,可惜的是现代考古学还没有发现这些内容,比如说什么百家春秋,按理来看,现代社会考古研究也发现了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但从中却基本没发现符合这些说法的各国史书,反而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一切给秦汉之际的这场历史事件创造了许多可操作的空间,伪书便纷纷开始出现,当然,如果你要给欧阳锋一个半真半假的《九阴真经》,即便是假的,他自己也能从中练出一套功来,这就意味着,很多上古文献的记载,并不需要全部造假或者篡改,只需要进行部分修改,整个逻辑就变了,但是人们读他依然能读出很多道理,就好比《老子》帛书和简牍本与通行版本的差异,并不会实际影响到现在流行的《道德经》一样,尤其是古代官方有过多次以重金向民间求书的举动,如果里面有掺假的内容,流传至今也有千余年之久了,就算是假的,今天要分辨起来,也有难度,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我们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撰写,虽然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角度,但是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共通性,比如一个时代的军事、政治制度等,但是各家研究往往也不同,目前各家历史研究者对于同一个时代的同一项内容都有差异,想要达到历史的真实,恐怕需要努努力。

然而这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的发生,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不管是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都可能要被人问,这里面是否有规律可循,你看当年黄侃(理论派按,此处作者记忆中是黄侃,实际上是黄炎培,作为警戒,本处错误暂不删去,而加本条按以修正,避免误导读者。)不是担心新中国所谓什么历史周期律吗?但是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谈到部分,我说想要找到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从历史中寻找规律这个举动,我依然认为仅仅是一种政治或者文化的需要,而不意味着其中真的是具有某种规律——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人为赋予的规律也是规律,这就不用多谈了。

当然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比如唐德刚等人所谓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种从传说采撷故事的手段,传说中不能说没有真实,可是要从古代文献传承的角度看,一方面上古没有文字,留下的信息虽然是现代人研究的课题,但是现代人对待上古史料的态度和对待近当代史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目前能知道的最早的传世文献,说是《尚书》,但是经过后世流传,据说还有一些更早时期的著作叫什么《九丘》之类的,这些东西经过考证吗?答案是没有,因为为了要让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尽可能显得更久一些,即便是杜维运、唐德刚甚至更多的历史学专家,也似乎以这种一笔记过没有实际证据的东西来作为文化自信的道具了,换句话术,对于近现代史,这种现象,可能做到吗?想必是不能,一方面当然是双标,另一方面,反而史料多了造假不易,史料少了,史料本身都是怀疑的对象,但人家不。所以我之前说过,不要认为所谓读史使人明智是正确的,因为你读到的史,不过是人家妙笔生花,真真假假,甚至完全虚构的东西,从那里当然能读出些道理能让你知道和思考一些东西,可惜的是与世无用。

现代人写史就是这个毛病,对于历史中有意义的东西不敢怀疑,导致大量虚的东西充斥其内,虚无被批判,虚有同样要批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质上还是对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态度的一种描述,谁能真的从人的思想之外写历史?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今天所知道、所理解的历史知识,都只是对历史的演绎和自我意识的解释。那么规律从何而来?

我们说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错误的结论从哪里得出?无非就是我们都认为历史等同于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但这样似乎过于简化历史了,人们将历史分为真实的历史以及对于历史的记述,在汉语以及其他语言中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当我们说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到底是历史本身还是对历史的记录,比如一些文献资料?如果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本身,当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追求研究真实的历史状况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已经发生过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规律的,因为人的发展过程是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虽然我们可能因为文化的程序性而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价值观念进行思考和历史发展,但这一切都是人自己所定,而一种超乎于人类之上,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在某种社会形态中必然发生的规律,更像是梦中水波,因为它只是一个时间流逝的结果,举例说,今天抖音国际版从美国下架了,也不提供服务了,这当然是历史性的一天,也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能从这个信息中得出什么规律?

马克思主义者给人类历史下了一个分期,比如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形态,但是中国社会上有没有过奴隶制,为什么从封建社会直接跳到了社会主义而不先搞资本主义?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就证明其发展规律是具有不可靠性的,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往往乐于逢迎马主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必然是多么准确,而是因为作为一种国家学术,必然要以此为学术标准,何况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大学教授或者专家,在中国当专家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求,这种人写出来的书,要是没有马主义的味道,反倒是奇怪了。这就导致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为了这种观念,必须要把本国历史硬套到马主义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上去,要知道郭沫若之流在那个年代为了证明中国早期社会存在奴隶制,那是费了一番功夫,还把这个时代进行了一番探究,结果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怀疑,在中国古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奴隶制。

以此为例,如果说在一个地方发现奴隶存在的证据,是否就证明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比如说战争,当然会俘虏很多奴隶,因为古代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战争俘虏充当奴隶是很普遍的,可是这些人的数量也有限,是否有足够的奴隶数量,可以支撑起整个社会被冠以奴隶制社会的头衔,这需要严格的考据,因为对社会的定性的差异,对现代相关的理论是具有极大的冲击性的。

换句话说,以当前的西方伪史理论为前提看,马克思本身也研究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他的很多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历史的研究得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本身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西方历史是伪史,这等于也是在说马克思的理论很多都是继续伪史构建,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他们真的敢这么说么?

迄今为止人类研究的所有历史,绝大多数都是人类文明开始前后的历史,以中国史为例,大部分通史,对于华夏诞生以前的,如夏代之前的历史都是简单叙述,但是从夏商开始就慢慢出现复杂化的现象,那么可以说我们所有人认可的历史,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史,在这前提下,历史当然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也不是历史本身的规律,而是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粗陋到精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规律,而更是一种大自然的规律,所以它是一种规律。

你看一个切好的苹果放在空气里,时间长了就要腐败,这是一种规律,这种规律的因果是什么造成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有时间在,规律就存在于世,但是历史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对过去的追忆,甚至是一种时间的把戏,已经过去的东西可以总结出规律,历史却不,我们可能认为历史上几百年一个朝代更替就算是规律了,然而就具体看,真正符合周期律的朝代不过也几个,并且还不连着,我之前又有叙述,这是基于人类的特性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如果历史有规律,那么不是人,而是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的文明,是不是只要有历史,也有所谓规律?

说开了看,说历史有规律的人,还是带着一个目的,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目的,是要让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还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树立合法性的标的,这都是可能的。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就必须要搞清楚其规律到底是什么规律,比如说是自然规律那种,如斐波那契数列一样一切的未来发展都可以推测出来,还是说只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复杂发展规律,既无法根据历史的规律判定未来,只能说未来越来越好的一种规律

这里面还有一个困难是,要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一而再再而三起作用的某种规律,一旦遇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客体,就不再有规律了,比如周期律?如果这个规律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叙述时为了不唱衰自己的时代,只能说自己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这个规律了,还是说真的这个规律被一种新的制度和人的生存状态所阻隔甚至完全屏蔽、删除了?如果坚持这种规律存在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未来某一天这个时代依然会被另一个所取代,这符合政治正确吗?但要说它这个规律没了,有什么可以证明?难道只凭着自信就够了吗?

我之前曾经在一些文章中谈到,我的历史方面的偶像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西方这是一个重量级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当然其最重要的理论是对历史的实事求是,如实直书,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有秉笔直书的没名,如记载“崔杼弑其君”的那些,但是兰克在现代历史中具有极大的意义,如实直书被人重视,使用官方、一手档案史料被人重视,与他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于历史的追求,本质上还是希望能从真相中发现很多过去的失败与成功经验,因此历史学必须要求真,这一点与别代史学家不同,因此尽管兰克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历史学流派和观点,甚至是后现代史学观念的诞生,女性主义史学、环境史学等新的方向发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我依然还是对兰克很尊崇,甚至将马克思置于其下。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如果真的要据实直书起来,历史就不能有规律,否则历史就成为了一种可以推测东西,历史学家就不再是记录历史,而是预言未来,那么难道我就可以说当朝只有 300 年命数吗?

我尝试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规律,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谁需要使用到历史规律,尤其是周期律?这些人是需要它的,有了这个东西,就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有了这个东西,历史便是一种可以总结出经验的东西,有了历史规律,人就可以懒散地解释一种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变迁,政治变革等等。

然而对于历史规律的问题,还有一个前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就是一定要从历史中去获得,从真实的历史中去获得,这是需要进行工作的,但因为追求真实,实际上得不到真实的东西,尤其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所以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在人类当代社会中,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进行探究的不是历史的规律,而是历史纪录中描绘的故事的,规律。所以我们才会表现出寻找它的迹象,而不是早已胸有成竹的迹象。

有很多历史事实当然是固定的,比如一个朝代兴亡,但是关于一个朝代的兴亡是什么导致的,我们只能从历史资料中去寻找答案,只要是人,尤其是儒家学者所记录的东西,就必然有其不客观的一面,在这些文字中去摸索历史规律,必然要被带偏,说出几个坏道道来,五百年必有圣人出,难道是绝对的吗?这到底是猜测还是真的知道这个规律,只要把时间跨度拉到万年,说一句万年必有圣人出,也是对的,这种对必字的强调,显然就是一种规律的自信,因为对于什么是圣人的标准自有人的价值观来评价,说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只需要在五百年间找几个品行德行足够的人就好了,这个东西算有着落了,然而这算是什么呢?

其实不只是历史,人的存在,人的历史的存在才致使有人认为历史的规律是存在的,那么如果物理世界毁灭了,宇宙消失了,这些规律还存在吗,恐怕还是在,只是,普遍的规律与特殊的规律谁可以说是有价值的,谁都说不清。

总之,就是想都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