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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鲁迅之死及其纪念(上)
前言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在其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凭借着出色的文笔收货了不少拥趸,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思想界的重要作用,是谁都不可代替的,正因为如此,鲁迅也收获了一个响当当的称号“民族魂”(当然民族魂不止鲁迅一人),正因为如此,大众对他也非常熟悉,所以本期主题以鲁迅身后所发生的一些思想界的舆论为线索,希图让读者了解到他在自身生活时代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不过此话题较长,所以分至少 2 期,由于临近春节,这几期主题涉及到名人的死亡,第四期将于节后适时再发布。
鲁迅先生之死
《波浪》1936 年第 2 卷第 6 期 作者:陆默
当一个巨人躺在病榻上停止了最后的呼吸时,宇宙间顿然会把生之光芒暂且收敛起来,让那终身灌溉培壅的英灵一吐显其艳蕊,在黑暗中更明亮地映射到每个后死者的心壁上。
正当“下驮”(注一)的足音跫然地在南北滋扰的非常年头(理论派按:此处下驮指的是木屐,这句话中的下驮足音在南北滋扰指的是日本当时在华的各种侵略行径,本文中,除了编者按,注一到注四都是原文中的。),追踪着马克辛高尔基而患着同病的中国文坛巨星。鲁迅先生也逝世了。全国甚至全世界认识那位捏塑阿 Q 不朽肖像的巨匠的人们,都在一致握起笔杆来捷书着悼词,追念那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唯一的作家,英勇的战士。他虽受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然绝未因此失去东方人之精神。就是我们友邦文人佐藤春夫也确认日本尚无一人足与抗衡者。(注二)鲁迅先生还是我们民族的无敌者,倘没被其门徒包围和怂恿,对中国文艺的奠定,不等他死就可完成其伟大的任务。
贫苦在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肩上压了下来,有着高尔基一样的命运,处着高尔基一样的时代,生着高尔基一样的性格。鲁迅先生开始抵御,挣扎,苦斗,数十年如一天,一贯到底的生活:没浪漫过,没悲观过,没妥协过,没矛盾过,这值得赞颂的精神永远维护他直到死。
不错,他的敌人似乎很多,为了他性格如火蛇样吐着舌焰,终于把一切毒雾驱散绝灭。“五四”后十年间的文坛是有着一阵热闹的。他和西滢战,和长虹战,和创造社战。擎起一枝尖刻,辛辣的笔扫射,没喊声疲倦。北京政府通缉名单五十名智识份子有他的份儿,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是受了莫斯科的命令,这样锐利的迫击,他没有讨过一声饶,“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动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注三)。可以说他全部生活都抱着这一信念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注四)他对生命以乐观的态度来处理和安排,一直到他病了,还在《中流》第一期写了《这也是生活》和第二期的《死》,那病中杂感及身后的七事,一些不是怕死的威胁,死只好写在庸俗者的心上逞着威,鲁迅先生是带着笑,走进另一个世界里。
这一个生在古老国度里的巨人之死,震惊和昏乱了一切正在思想刑网中的奴隶们,他们将再听不到光辉的言语,他们将再读不到战门的课程。鲁迅谁都不愿他死,五十六岁不能算遐龄,他还可以活下去,如果他活下去,他是很有希望的再进展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复兴英雄。
(注一)即木屐
(注二)见同盟社东京十九日电
(注三)见鲁迅的《文艺与革命》
(注四)见《野草》序
鲁迅先生是没有死的
《生活星期刊》 1936 年第 1 卷第 22 期 作者:征农
从那天在印刷所排字房内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立时非常苦痛地在第四号《新认识》上写了几句悼词以后,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好像被千钧重压压住了,再想不出一句话,漏不出一个字来。每当我提起笔时,我的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倔强的正直的面孔,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无数万的血肉模糊的民族战士。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新文学建设的过程中,在民族解放运动那条长远的道路上,鲁迅先生已经毫无惭愧地完成了他自己所负起的一分任务;不但这样而且实际上常常是无数万民族战士的精神上的保姆。就他自己说,他是可以瞑目的。然而,为了生存着的中国人民,为了达到了危急的最后关头的中华民族,我们便怎样也不能让他就死去。鲁迅先生是不会死的。我相信,在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心灵上,将永远温暖着鲁迅先生的昔容;我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将更会在每个人民大众的心灵上焕发起来,结成一股无比的斗争力量。鲁迅先生永远会领导我们前进。
两重的伟大
同刊同期 作者:胡仲持
鲁迅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中国文学开拓了全新的境地,他又使中国语文完成了表现现代思想的任务。在新文学启蒙时代,要不是这位先驱诗人用了文字上惊人的技巧创造出那些永远辉耀着的创作和翻译的文体来,新文学运动是不会开展的,即使能够开展也决不会到今日这样的地步。
鲁迅先生又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斗士,他在写作的时候从不忘记革命的斗争。无论在创作上,翻译上,杂文上,甚而至於画集的编选上,他的工作全都充溢着前进的,战斗的精神,全都有着一贯的目标,那就是要求被压迫的人们的解放,他用了文字的力量打退新旧的一切恶势力,唤醒走向奴隶的命运的人们。他那深锐的目光不仅直逼着当前的敌人,还注意到躱在後面的各色各样的妖魔。一切的假革命家和投机分子在他的笔下就无可遁形了。这样一位又勇敢又英明的斗士对于革命的贡献实在没有限量,因为他的躯壳虽然死了,他的文字的力量是永存的。
鲁迅先生
《文季月刊》 1936 年第 1 卷第 6 期 作者:黄源
十月十九日的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过来。我睁开惺忪的眼睛一看房间里的光色,知道时候还很早,再看看床前的小钟也还不到七点。昨夜我们两点后才睡,今天这样早就有人来敲门,莫非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故?我有些惊异,于是立刻跳下了床,向门边奔去,一边问道:
“谁?”
“是我。”门外应了一声,是听惯了的女佣的声音,接着又轻轻地扭了几下门上的把手。
我旋开了门锁半开着门,问:
“什么事?”
“楼下有人要见先生说是有要紧事。”
这时雨也惊醒了,下了床,走到门边来问道:
“是个怎么样的人?”
“没有见过的。”
我有些犹豫,猜不着来的是谁,有什么事。
雨随手把晨衣交给了我,说:
“你下去看看吧。”
我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楼去。跑到二楼的转弯处,就见楼梯下站着一个穿藏青色学生装的青年。他这时听见了楼梯上的急促的脚步声,转过身来迎着我。但因楼跳下光线暗淡,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一跑到楼下,就把他引进客堂,他的脸孔,好像在什么地方常见的,但一时想不起那个地方来,那时我也无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地问道:
“有什么事?”
他低着头,哽咽着悲切地说:“鲁迅先生死了!”
一听到这句意外的霹雳似的答语,我好像触到了电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时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木然站着。
“什么”,过了一下,我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这两个字。他的话我是听清楚了的,而且好像是一把锐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我的心中。但是我不相信。
“鲁迅先生死了!”他依然低着头,梗咽着悲切地说。
“什么时候死的?”
“今朝五点多钟。”
我见他手里拿一张纸,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忽然转到另外一个念头,问道:
“你从哪里来的?”
“内山书店,”接着他催促我说“汽车在外面等,请你赶快,我们一道走吧。”
“不,你先走,我换了衣服马上就来。”另一个念头抓住了我,我犹豫地这样说。
“好的,我先走,你马上到他家里。”
他说着走了,我直奔上楼,雨在房门口等着我,见我神色异样,急忙问道:
“什么事?”
“周先生死了!”
雨听到这消息惊跳起来,连声说着“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行呢?”颊上是簌的热泪。好像一个突然给母亲偷偷地撤下了的孩子似地,急得缠住我问,跟我进了房间。我竭力抑住了从胸底溢涌上来的泪水和哭声,告诉她:
“我们赶快换衣服走吧,车子打军(理论派按:军是一个人名)那里转一转,我去叫他。”
不到几分钟车到了军的门口,雨留在车里,我独自下去,问了一声佣人,知道他还在睡觉,我便飞奔上楼去,他的房门没有下锁,我一推便冲了进去,见他睁着眼睛睡在一个大床上,我便半俯着身,说:
“赶快起来,周先生死了!”
又是一个霹雳打击了另一个青年。
“什么?”他圆睁的眼睛注视着我,那乱蓬蓬的头,立时离开了枕头撑起身来。
“刚才有人来通知我说周先生死了。”
“你谎我。”
“我怎么能用这话来谎你,赶快穿衣服,车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二三分钟以后,我们三个人都已坐在车上,车在早晨清寂的马路上急驶着,军几次要呕吐。我只能安慰他,说“我不相信,他不会死的”心里也那么想着,他病了几月,虽然曾遭过几次险境,可是最近显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决不会病死的。我们十五号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已经显得好得多了吗?昨天我们去北四川路,因为同着别的朋友,没有到他家里。在内山书店一转,老板内山先生和我招呼了一下,并没有提到鲁迅先生的病势激变,怎么今天突然会死呢?但也许有什么意外罢,焦急与愤恨的情感在我胸中翻腾着,车好像走得非常的慢。
车在弄口停了下来,我们朝他的门口走去,这弄堂在这二年来,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进这弄堂,想到立刻可以看见他,那怕是心境最恶劣的时候,也会突然变好,而安静起来,但这时候却有一个可怕的运命在等着我们。军开着大步在前面走,我载着一颗过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后面,走进了后门,看见广平女士站在楼梯下,她不等我们开口,就简单地说了一句:
“在楼上。”
我们往二楼奔去,跑进房门,一眼看见有许多人面对着床站着,回头朝床一看,我们便扑在床前,痛哭起来。
我们的鲁迅先生已闭上眼,安谧地在床上了!
但这还不能叫我相信。
我们抓住他的手,还是暖生生而柔软的,他的眼睛闭着,和熟睡着一般。他该还听到我们的哭声,怎么不醒来呢!他自从五月十五日起病直到十月十五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其间他的病虽时重时轻,但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他会死,尤其是最近,虽则还有热度,但他的精神显见得很旺盛。他甚至已去看过几次电影,双十节他去上海大戏院看了改名为《复仇艳遇》的普式庚(理论派按,此为普希金)原作的《杜布洛夫斯基》,当晚写信给我:“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 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那几天我忙着译文付印,接着军又从青岛回来了,没有去看。军和他别了两月,回来后急于要去看他,我便约他十五号同去。
那天我带着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是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托我转交的。他拿起雕像,看了一下,回头对我们愉快地说:
“雕得不坏,很像……”
他的爱儿海婴这时拿了一个剖开了的,军刚送去的石榴走进房来,广平女士跟着照顾,他走到书桌的另一端,看到那雕像,就从椅子上爬到书桌上,问道:
“这是爸爸……”
“我哪里配……”说着他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
“你猜是谁?你知道,高……”广平女士站在桌子旁边,抚着海婴说。
“高尔基……高尔基”海婴伶俐地带着微笑接着说。
他直坐在藤椅上,仰着头直望着海婴,听见他说对了,便回头对我们笑着说:
“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那天军新从北方回来,谈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见闻,军的声音较高,他的声音也跟着提高起来,我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讲话,但他又向我提起了普式庚。
“《杜不洛夫斯基》去看过了么?很好。”他问我。
“又在作宣传了,”广平女士笑着说。
“还没有,预备今晚同军一道去看,”我说。
“我没有看过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据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场小杜布洛夫斯基叫村子里的人放火烧死关在他家里的四个官员,普式庚那时有道种想头,自然要被杀死了。”
“我有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译本,可惜也没有看过。”我说。
在归途上军很愉快地对我说“他好得多了。”我也承认。那天晚上,电影看得很满意。回家已快十二点钟。军坐了一会走后,我便检出那本《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译本来,躺在床上看。一看便不肯放手,这影片也许是为纪念普式庚百年忌而摄的,所以与美国编摄的电影不同,完全保持着原作的本来面目,剧情和原书简直毫无出入。而看了原书,更觉得这影片好了,因此一直看到三点钟才睡觉。第二天一醒来再看,看完了才知道只有结尾稍稍不同。我预备下次见面时把这点告诉他,但是现在却迟了……
鲁迅先生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娱乐,恐怕就要算难得出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内山书店里“漫谈”吧。但是这半年来,因了病,不能出门,连这点权利都给剥夺了。而他的热情依然横溢着,他不甘寂寞,他不能无所事事地终日终夜躺着。记得大概是六月初吧,他的病还很重,我怕惊扰他,不敢上楼去看他,仅在客堂里向广平女士问病情。那天凑巧是星期六,过一下建人先生也来了,他先上了楼,于是广平女士邀我也上楼去。我走在前面,广平女士陪着。我一进房门,他从藤椅上直坐起来,看见是我,立刻沉下脸对广平女士说:
“是你阻止着不让他上楼吧。我早就听见楼下的声音。”
这时广平女士很窘,我也很不安,於是我立刻解释道:
“不,许先生几次邀我上来,我想还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来,好了一点吧。”
“这几天已好了一点,前几天没有食欲,什么东西都无味,不想吃,只为了想维持精神,免强吃喝一点。那时真的对什么都不感觉兴趣,一没有精力,什么都完了。这几天好一点,躺着胡思乱想,又想写文章,可惜……”他自己觉得病轻了一点,愉快地说。
“不过现在也只能好好儿养病,把病养好了再说。”我想到他终天躺在藤椅上,不断地用脑思索,有些发愁。
到晚饭时,广平女士来叫吃饭,
“你们到底下去吃吧,我在楼上吃。”
每到星期六,建人先生从商务印书馆出来,便直接到他家里。建人太太往往带了孩子先去,每次带一个,三个孩子轮流着,晚上有一餐丰富的晚餐准备着,我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时要是在饭后不久到他家里,他一定要责问是否“躲避”吃饭。但先生平日自奉甚俭,只备几样菜蔬,一有客来,必须另外叫菜。去年夏天雨去日本后,他知道我每天在馆子里零吃,饮食不佳,他就要我每星期六去,因此我有时即使有事,能挨就挨到星期六去。这样习以为常,我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享着先生家里一星期间唯一的丰富的晚餐,我甚至在先生处学会了喝酒。
但最可怀念和感谢的,不仅是这丰盛的食肴,尤其是先生在座时的任意谈笑,那晚没有先生在座,没有加上那精神上的至上的粮食,虽则依然是同样丰盛的酒肴,却失去了酒肴中的至味。我们草草吃了,便上楼去看他晚餐。
藤椅前放着一张茶几,几上的盘中,盛着几碟小菜,一碗鸡汤,先生直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饭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在一起吃时,禁不住要谈话,以致疲劳;但独自在楼上吃,又觉得索然无味,饭也咽不下去的样子。
“吃得很少,”我凄然说道。
“我本来吃得不多,”他好像宽慰着我似地说,但我知道他平时饭虽吃的不多,菜可吃得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几碟小菜还留着大半。
饭后他依然在书桌边藤椅上,我坐在书桌前,建人先生坐在另一端的书桌边。他有时吸一支纸烟,喝一点茶。广平女士拿了水果来,他也吃一点水果。他觉得疲劳时就闭着眼睛,靠着藤椅养神。我和建人先生都不敢提出话题但是他的话却源源而来。广平女士担心着坐在一旁。我们也担心着即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辞。他在健康时不过夜半是不放我们走的,并且我们看见有几个熟人在他面前,他躺着养神时不再思索,脸上露出安宁的神色,也感到几分快慰。
过了九点钟。我望望建人先生站起来,低声说:“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他说时也站起来,望望书桌对面的先生。
他看见我们站起来,说要走了便又直坐起来,看看藤椅边桌上的夜明闹钟,说:
“我不留你们。坐到十点同车去吧。”他的声音满贮着深情,我们又坐了下来。
建人先生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这一带“特殊区域”当时常不很安静,自从去年冬天又有事情发生后,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后第一个星期六到先生家里,我也在,我们谈到半夜临走时,先生说:“你们都在法租界,可以同车,我不送了,”说着又对广平女士说:“你送一送罢。”广平女士陪我们走出大门,外面只穿一件绒绳背心,这时夜深人静外面刮着大风,我们阻止不住她,她独自在赶前面,赶到附近的汽车公司,付了车钱小账,笑着说:“你们同车去吧。”直到我们的车子开出以后,她才被冷风吹着回去。第二个星期六又是一个深夜,临走时广平女士拿出一块二角钱塞在建人先生的手里,叫我们坐汽车走,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
建人先生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头看着地板默声不响了。建人先生于是不得不收下来,自后每次临走,广平女士一定拿一块二角钱塞在建人先生的手里。
我每在旁边看着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阵阵的酸痛。
到六月十五号后,先生的病势稍轻。那时照过X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 X 光的照片拿给我看,并给我们种种的解释,最后说:“照医生说,看这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该死了。而现在却还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医生大概每天下午四点多来,到四点钟他自己先量一次温度,广平女士把温度针交给他时,他每次总对我说:
“静默三分钟吧。”也有时说:“你们随便谈谈吧。”
我在他房里,几次遇见了那位须藤老医生。有一次他听听先生的肺部,又用手指敲敲,说:“现在肺部很好,还可以活十年。那时少爷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过分担心了。”
先生听了也很高兴,立刻翻译给广平女士听。
但是随着病逐渐好起来,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医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动,提防疲劳,静静地躺着。他的答覆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后他甚至向医生说“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医生问。
“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医生当然无话可说了。
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 Hotel 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
“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简陋,空气既不好,一有太阳,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欢多移动,他的藤椅放在靠窗口,太阳逼进来,人依然躺在那里。
“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拒绝了。
他一生帮助青年,指导青年,把全部的精力献给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一二小时的精力给青年覆信,看稿,有的青年还要他代办书藉。他平素来往的也都是青年。他为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间。但他从不以青年领袖自居,从不使唤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友人,他也不愿把“私事”托付。有人以为用“捧”用“谄”可以博得先生的欢心,这是对先生的侮辱!
同时也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整个夏天他就在那蒸笼似的房子里熬着。
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不治精神与肉体都不适于他的病体的地方,但是他还工作,爱他的人,看她(理论派按:此处本为她字,疑似原作者编辑错误或者其他原因,这里读者可自行理解,我认为应该写“他”字)工作心痛,但谁能阻止他呢?
有一个酷热的下午,我二三点钟到他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客堂的书橱边的席子口,铺在地上的席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裤,显着骨瘦凌凌的四肢,正弯着腰在折叠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广平女土坐在旁边抢着折,不久这《版画选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讲起《海上述林》,我也常常看见有《海上述林》的校样在他的书桌上。他会对广平女士说“这书纪念一个朋友,同时也纪念我自己。”十月八号我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装的《海上述林》送我,我们翻着一同看,他看到底页上有一个皱折,要广平女士另挑一本。他交给我时,微笑着说:“总算出版了。下卷也已校好,年内可出版,这书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买,可打个八折。《译文》上能揩油登个广告么?”十七日他知道《译文》上的广告已登出来,那天《海上述林》在内山书店卖去二十册,他非常高兴。
最近在《译文》新二卷二期发表的《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是他在病前就译好了的,只是没有覆看过,因病而搁了下来。鲁迅先生干事最负责,我知道这章译文一发表,他在病中一定要挂念着以后的译稿,所以便决心把这已译成的稿子压下。来最近他却再三地说:“那章我已看过了你拿去先发表了吧。”
“慢点发表吧。一发表你又要接下去翻译。你现在不能工作,而且翻译要看几种本子东看西看,更加吃力。”
“不,翻译比写文章不吃力一点。我想一天译一张稿纸,老是不工作也不好的。”
“那末把这章登一半吧,”我尽力抑制着感情,装得很冷静 。
“不,接不下去时再停止吧。”他坚决地说。
后来听广平女士说,他在十七日夜里三点钟病势突变,到十八日早晨已无力说话,但他到八九点钟还问报有没有来?有没有广告?广平女士告诉他《译文》的广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灵》登在第一篇,比外还有些什么文章等等,他听了还不满足,说:
“你把报纸同眼镜拿来!”
他这样地关心《译文》,他最后看的文字,也是《译文》的广告。
但他却在十九日的清晨五时二十五分,悄悄地与我们不别而逝了!
但这怎么能叫我相信呢?我送他的遗体到殡仪馆,我在殡仪馆陪他三昼夜,我紧跟着他的灵棺到墓地,我扶他的灵棺进墓穴,我眼看着他的灵棺慢慢地沉入墓穴中,但我不相信他是死了。他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