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博客中经常有文章写历史的内容,谈到一些明清的话题,如果读过这些文章,应该不难理解我的反清复明(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准确来说是对两个朝代历史的拨乱反正)立场,这就意味着在我阅读历史资料和研究历史资料时,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虽然强调每个时代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或者某些规律,但是却不会允许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研究者甚至是平民去喜爱某个封建王朝的,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封建时代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立场都不是看这个时代的国家强盛,而是看其时代国民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学家本是为群众服务的,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多是要偏向描述大众生活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强调人民创造了历史,所以在大多数历史的作品中都会强调劳动者阶级对历史的贡献。
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历史理论体系中,一些强调要如实书写历史的研究者可能并不认可这种具有强烈立场意识的历史研究行为,我们的前辈不是没有人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不是没有思考过对历史的尊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把真实的历史,真实地写出来,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但是很显然的是,我们做不到,历史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任何一种记录,甚至是一些考据工作者倚重的考古学、文献学研究等诸多方面,都不是完全能做到客观公正,更别说是把历史如其所发生时那样真实地还原或者写出来,这必然导致即便再嘴里说要公正的历史研究者,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偏向。
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说要如实记录历史,但是在其一些作品中依然能看出其部分主观性的偏见,比如对待西方与东方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学家本身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他们本身并不能脱离历史本身去看待历史,其局限必然是依附于时代的,当然不同时代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与一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思想自由度相关。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一书序言中,兰克说到: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既然每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因此人们也不应忽视时代的产物。
从现实看,时代留给历史的东西,同样也留给了历史学家,这一点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言行可以看出许多来,比如说一些古代社会的历史学家,知道野史与正史的分别,但是他们却会审时度势说,对研究在他们时代之前的时代的历史时说搞野史研究没问题,而当到自己时代时,则说搞野史研究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放到今天依然是合适的,我之前也多次说过。在当代,史学家们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如果把精力放在研究当代史,不难找到大量的参考资料,但是在书写当代史的时候,则必须要依据一条官方的主线,哪怕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作为书写者,对历史的评价和解释,也需要和某些时代的政策需要保持一致。
今天我们对于新中国的历史总结,已经有一些政治的硬性规定,比如说不可以用前三十年和后几十年互相否定,或者如何如何,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宣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现在这种舆论已经不多见了,换过来说,还是要“辩证”地去解释这段历史,这就印证了之前我说了多少次历史规律的可笑——因为从历史的解释和评论方面去看历史,你会发现总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当前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在当代史中找到评判的尺度。
但要是真的相信历史规律,没人会认为当代是处于某种历史规律之中,尤其是周期律之中,因为一旦我们处于历史周期律,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三百年的朝代更替,一旦如此我们今天的当代史在后一个时代就完全可以公开研究了,现在的历史就能被后世所知晓了,但如果这个规律就是不存在,那么我们今天也许能做到千秋万代,那么,有些历史资料该不公开的就永远不会公开,那么当代史的研究就永远会留有一些遗憾,从学术角度看,到底是好是坏?谁能说得清呢?
有意思的事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研究往往很单调,比如在苏双碧著作《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中如此说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只是一种使人了解过去的学问,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建立以后,历史研究才发展到新的阶段,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这样,历史学作为一种学问,一开始就和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人们了解历史,为的是给现实政治作为借鉴。
这种单调性就体现在历史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只是一种使人了解过去的学问,实际上这不全然准确,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研究,往往也有一种作用,比如说《资治通鉴》,其意义已经较为深远且即具有作为现实政治的借鉴的工具——当然指的是当时的政治而言,在中国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从国家理论层面只允许一个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不能有其他或者出现多元化倾向作为指导,当然这种要求指的是对于一些肩负国家资质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否则的话中国图书市场上就不会有马克思之外的社科类图书了——普通人写文章他们是倒是管不着,譬如《宪法》之规定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和著作,显然是会受到对方指导思想所审视的。
单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目的来看,很大程度上有当时士人的政治理想在内,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汉代采取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史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思想、政治双重取向的指导——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出于儒学的学术环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古代史的研究目的就很明确了,在政治上人们需要借古讽今的叙述,在学术上要不断正统化、正名化儒学,在经济、文化方面要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当然描述、记载、研究历史的人,自不可能做到把文学和历史分开,形成了中国的舆论体系中自辩所谓的文史不分家之说,但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学科分类,儒学本身就包括了礼、乐、射、御、书、数六个重要的门类,这就意味着儒学培养的是某种意义上的通才,因此在古代历史研究者的身上,难免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这对于历史书写而言不是坏事,但是对历史真实却十分不当,如明代野史书写者之一的祝允明和王世贞,这二人本身就是文学、艺术大咖,写起野史来更是得心应手,这与当时明代官方的一个重要的阙漏有关——明代国家官方制定的正史,基本上没有,除了《明实录》之外,大多数都是一些档案材料,或者说虽然具有官方性质比如某些官员、皇帝、后妃自己写作的内容,但却并非有国家安排出版的资料,导致民间对官方的兴趣盎然,却没有可供参考的研究资料,就只能自己动手写点野史,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基于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信息?
阿兰·梅吉尔在《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一书中说:“历史更应当对过度痴迷于记忆带来的不良后果予以反击。一些国家的一些人无法正视自己过去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应认为这是需要添加更多记忆来修正的‘记忆缺乏’。”这体现了我们现实中某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态度以及从某些方面映射出来的国家层面的对于文化与历史断层的忧虑与危机感,如果凭着这种感触就认为我们需要将历史中某些缺失的部分胡乱写一通,这又是不当之举,要知道在过去我们书写的方式绝大多数离不开纸张和笔墨,笔墨写就的文字中有多少是谎言,有多少是主观、多少是客观,如不做一个事实检讨,恐怕很难知晓透彻,而当这些历史内容遭遇到意识形态入侵和政治的需要、法律的规定、禁止研究等等,没有能说自己的研究会是绝对的准确的。
这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当代历史学家对于自己民族与历史的混乱的考证,众所周知的是,当代历史研究中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学大家,比如白寿彝等,对于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汉族历史的混淆,往往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以至于现代谈到明代,往往有一个很棘手的但是被人忽视的问题,即朱元璋是不是回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因为人们研究发现,在朱元璋的一些功臣和将领中有许多回回,于是有人就起了歪心思,认为既然你任用了一些回教信徒,你本人也是回教徒,也就是回回,除此之外还有郑和、海瑞、方以智包括后来被吕振羽所认为是回回的李贽等人到底是什么民族?
如果大家真的理解历史,应该知道民族概念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并且还是参考了苏联的模式,而自唐时期在中国出现的所谓回回,大多数都是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罢了,所谓回,多与回教、回回教、甚至回子这样的蔑称相关,但就是不会在明代出现一个所谓回族,同样需要认清的事,是信奉回教同样会被称为回回,但因为古代的回教信徒同样研究儒学,所以往往有一些人被称为回儒。这种现实导致一些近代少数民族的历史学家,往往喜欢将一些汉人的名人附会为其所在民族的英雄人物,尽管这些人屡屡强调马列主义。
这就导致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数年前,在微博上还有一桩关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海瑞民族属性的公案,某编辑在再次出版该书时,擅自篡改了黄仁宇的原意,将海瑞买肉的肉,解释为羊肉而非猪肉,导致了一段长期的对于编辑道德与历史事实的论证。当然就郑和的民族问题,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争论,尽管在全国各地都有郑和信佛的文字证据,依然有很多人坚称郑和是回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多地,很多都是佛教国家,如果真的要派一个信伊斯兰教的人去带着佛教用品给各个佛教国家供奉,显然是强人所难,那么郑和就不应该有什么宗教信仰。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一很荒谬但是现实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现实政治需要给各个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情节中树立一些典型的人物以争取一个少数民族的认同的理念——即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是团结的,所以现在你们也要团结在一起,但这里必然要涉及到对历史的曲解甚至是篡改,纵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这本身是不符合道义的,然而中国的理论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那么马克思自然就能“屈法”(朱元璋语)以达到契合现实政治理论的目的。
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所理解的历史学,是充满恶臭的,这倒不是因为历史是一坨屎,而是历史学所吸引来的各种苍蝇臭虫,使得它即便不是一坨屎,也是一坨屎,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历史著作时,需要从其中先找出作者的立场,听其言观其行,再去定夺其所写的文字到底是他自己的主观意识的输出还是他真的在写作和叙述历史。
有趣的是一向自诩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反而最不重视甚至轻视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要的是历史中体现出来的规律,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真实与否,可是纵使你再怎么向 AI 询问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总是会说应该要实事求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恍如隔世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研究中涌现出了许多专门探讨这个话题的文章,比如 1958 年来新夏在文章《砍掉资产阶级考据学的白旗》中就说:
在考据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是看到对于个别人物事实的考证。人们的精力时间都消耗在烦琐的考证上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脱离现实,脱离政治,钻到故纸堆中。
在新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甚至包括近代以来的考据学被视为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学问手段,因为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历史事实,这必然导致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轻视,一个历史的发展现实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即当人们说要追求实事求是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后面还有一个最喜以政治干预万事万物的马克思在后面等着诸位,于是所有马克思之前的历史研究方法就都落后了,落伍了,甚至反动了。
吴晗在《朱元璋传》一书中所引用的来论证朱元璋杀功臣、文字狱的文献史料,也都是从包括祝允明的《野记》在内的诸多野史资料,像这么大一个所谓的明史专家,在引用这些历史资料时,断然没有实施史料真实性的考证,这大概也是一种遗弃和消除所谓“封建”考据学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很多人都把朱老八做的这些所谓的事拿出来鞭尸,问题就是关于这些方面的资料,其实在包括知网等平台已经有一些考证说都是瞎编乱造,但是社会大众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将这种考证结果整理成一本翻案的小册子并大肆发行,人们是断然不可能从错误的历史认知中跳出来的。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其历史时代中的活生生的人,历史研究本身也属于是历史,那么谁能彻底摆脱历史对人的束缚,即时间,施加在人身上的对记忆的模糊的消逝,雷海宗这么大一个历史学家在反右期间因为认为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奴隶制,及其他,而被打成右派在全国广受批判,现在看来呢,反而越来越多人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显然,雷海宗当时的看法现在依然入不了历史编写者们的法眼。
近期辛德勇老师在公众号上指出了很多部编本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存在并非是出版者不懂历史或者审核不严,结合当前的历史状况,正是因为出版者和编写者审核严谨,才会有这些错误,在现实中他们有自己的叫法,我一贯以此形容美国和西方的白左,谓政治正确,不要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白左也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