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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鲁迅之死及其纪念（下）
文坛巨星的陨落
《申报》1936 年 10 曰 20 日 作者：柯灵
一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铁片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投枪。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各有战帜，绣出各样的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上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显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
“地终于在无物之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利者。……但他举起了投枪”——鲁迅：“这样的战士”是这样倔强，这样勇猛的一位战士，他憎恶黑暗，讨厌正人君子，猥琐卑怯的“老中国”的儿女，愚昧而强蛮的统治者……用了一支辛辣无比的笔，给他们以剥露，攻击，毫不妥协，毫不馁怯——他被目为传统社会的叛逆，反动份子，然而他却为无数青年人和正义者所敬重，爱戴。
是这样的一位战士——我们的文坛巨人鲁迅先生，他在许多明枪暗箭中间，和一切封建的，黑暗的势力战斗了一生，虽然他的精神还一点没有衰老，现在却终于在昨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时，悄悄地离开这世间了。
二
在十一点多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死讯，觉得有一股凉气直从头顶贯到足尖。出神似的呆了好一忽，只觉得心里空虚得厉害。
像这样的一位战士的死去，对于中国，我想那损失之大是无比的吧！单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短短历史中，鲁迅先生所写的就是怎样光明灿烂的一页！
午后一点钟光景，我和几位同伴忽忽赶到北四川路 xx（理论派按，此处 xx 为作者原意，料为不便公开鲁迅及其家人具体住所）村的鲁氏的寓所。没有听见一点哭声，只有一片严肃的静穆和悲哀。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的眼睛有些红肿，和几位男女青年正在沉默地用着午餐。这些人中间，有着鲁氏的三弟周建人，“译文”编者黄源，和青年作家田军（理论派按，此即前一期周刊中黄源回忆中的“军”）等三位先生。
由黄源先生领导我们到了二楼鲁氏的卧家，屋子并不大，鲁氏的遗体就安祥地躺在靠左的一张床上，身上盖了一条粉红色棉质夹被，脸上也蒙着一张洁白的纱巾。黄源先生把白巾揭去了，眼睛就红起来。鲁氏的口眼都紧闭着，一头夹着几根银丝的黑发，浓浓的眉和须，面容虽然瘦着一点，却并不怎么难看。
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心里感到沉重的压迫。
离床头靠窗就是一张半新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些书籍，原稿，两枝“金不换”毛笔挺然立在笔插里旁边还有一只有盖的瓷茶盅。这就是鲁氏生前不知呕去了多少心血的地地方。现在显得很杂乱。桌子横头是鲁氏最近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的藤躺椅。靠上一张方桌，满满的堆着书；床头床脚各有架小小书柜。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有一张好像是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h）女士的版画，而一张则是油绘的婴孩的画像，上面题着“海鹰生后十六月肖像”字样——海鹰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儿，今年还不过八九岁，这天真的孩子似乎还丝毫不懂人生的忧患，跳跳蹦蹦的十分高兴。
看着这些东西，禁不住深切的感喟。这老年的战士，我们的一代的文豪，如今是永远离开我们了！
三
鲁迅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诞生于一八八一年，享年五十六岁。
近两年来，鲁氏病非常多，据说，他原是患着肺病，且患着横膈膜炎的。今年夏天的一场大病，曾经使无数关心鲁氏健康的人担心了一阵，然而后来却终于渐渐好了。只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
曾经有许多人劝他离开上海，到日本，或者中国的别的地力去修养，然而他不愿意。亦精神稍稍康复时，并且又继续了他的读书和作文的工作。“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鲁迅：“死”，见《中流》第二期。）！为着文化的工作，鲁迅先生是这样对付着他的有涯的生命的！
据说鲁氏新近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好，鲁氏的太太和几个接近的朋友都很高兴。不久以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会，鲁氏也兴冲冲地跑去参加了。
上星期六（十月十七日）鲁氏曾经到北四川路去跑了一趟，受了点冷，但精神仍然很好。晚间十一时，周建人先生从鲁氏寓所离去的时候，他还非常快活。但到了两点钟，忽然又病倒了。病象并没有什么特异，只是气喘得厉害。
看了医生，可是没有效，终于在昨天清晨五时，离开了人世。死时很安静，并没有什么话遗留给家人。他的“遗嘱”却曾在近作“死”一文中提到。
鲁迅夫人决定遵照着那遗嘱的意旨替他办理后事。
四
下午二时左右，明星影片公司方面得到鲁氏逝世的消息，由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莘农先生引导到鲁氏的寓所摄取了新闻影片。
鲁氏的遗体，鲁氏的寓所，连鲁氏生前日常工作的书案，也由鲁迅夫人按照平日的样子给摄了纪念的电影。
不久，鲁氏生前的好友陆续到了许多，都瞻仰了遗容。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的作家，如夏丐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等诸氏。
三时许，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车子来了，由几个人将鲁氏的遗体用白布裹着舁下楼来，许多人在后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田军先生，这健实年青的人，最初是低着头在流泪，终于失声地哭了起来。
盛殓的时间预定大概是今天晚上。鲁迅先生的遗体，从今天晨九时到下午五时，就公开陈列在万国殡仪馆，预备一切敬仰先生的人们去瞻仰遗容。
治丧委员会已经组织了，参加的是宋庆龄，蔡元培，茅盾，曹靖华，斯沫得莱 (Al Smedley) ，内山等诸氏及鲁氏的两位弟弟——周作人和建人先生。
文化界方面，对于鲁氏的逝世将有什么纪念的辨法，此刻还不知道——但对于这样一位文化界的战士，中国的一代文豪，总应该有一点什么表示吧。虽然这并不为鲁迅先生所愿望。
五
鲁迅先生的进步的思想在中国青年中的影响，以及他的著作对于文化界的贡献，我不想，事买上也不能够，用一支秃笔来替他记下一点什么。他的业绩，是将永远在历史上发着不磨的光辉，他的卓莹的人格，也将是一切单命者永久的典范。
关于鲁迅先生的著译的目录，这里根据极少的材料写在下边，时间太匆促，遗漏自然不免，只好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补正了。
甲·著作——《呐喊》，《彷徨》，《朝华夕拾》，《故事新编》，《野草》，《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二心集》，《三闲集》，《而已集》，《两地书》，《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小说旧闻钞》，《境》，《唐宋传奇集》（十卷，辑录并考正。），《鲁迅自选集》，《集外集》。
乙·翻译——《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思想山水人物》，《璧下译从》，《近代美术思潮论》，《落谷虹儿画选》，《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蒲力汗诺夫作）》，《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十月》，《药用植物》，《毁灭》，《表》，《死灵魂》，《竖琴》，《一天的工作》，《高尔基的童话》，《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至于鲁迅先生一部份已发表而未收集的译著，以及有些未完成的残稿，大概要待整理以后才知道了。
鲁迅先生
《译文》1936 年第 2 期 作者：【日】内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电车路，着着地向北伸展成了近年来成为问题的越界筑路。靠近电车的终点，有日本小学啦，福民医院啦，等等。福民医院的对面，有一个陈旧的，叫魏盛里的小街堂。房子只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日中也开着电灯。在那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谁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啦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那时候，听说从北平受厦门大学之聘，去任文学的敎授，而又转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鲁迅先生，愤慨于——
政府既叫人家向鲍罗廷，加仑等等那一些顾问致最敬礼，非常地礼赞俄罗斯，拼命派遣留学生到那边去，然而一方面又乱杀那些留过学回国来的青年，的那种暴乱的态度，说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敎育青年的，我们走”。而愤然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来了；可是我们夫妇俩，因为一次也未曾见过面，一点儿也不认识先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着，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那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XX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从此，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就荡过来。把许夫人介绍给我们，是稍后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几天之间，我们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那时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而大笑起来。
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他把我当做掌柜的了。”这么告诉我们，决不不高兴什么的。
有时，一些认识先生面孔的学生什么的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
“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许夫人和我们，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多多交谈，不过和我们之间，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其间先生的身边常有危险，先生却很坦然。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命等等的时候，也一迳是满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地来来去去。
我们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
“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可是因为夫人担心着，我们也就劝他，曾经强迫地要他避过一时难。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等组织人权同盟（理论派按，人权同盟，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在日本人之间，好像传言说那便是共产党的团体似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实在——
是因为标榜着法权国家的国民政府当局，以太不合法的行为活葬人命，是为要矫正这种不合法而组织的团体。要之，所谓人权同盟，是拥护人民生命权的一个团体的名称。
可是随着这同盟的活动在表面上的得势，便显露了如国民政府的敌国之观。还不知道是故意呢，是偶然，
正在那个时候，杨杏佛先生在这人权同盟本部的门前被暗杀了。那消息一传来，
先生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
后来，许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经到我的店里来，等待先生的回来。
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把许夫人的心衷和我们的忧虑向他一说，他便说，“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他颇不以为然，但是，实际的情形，似乎危险非常紧迫，因此又强迫地要他避了难。
回忆是无尽的，不过小的事情现在我不说。
已经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鲁迅先生已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长眠了！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来了三通电报，最后一通，是叫我写一篇与先生的交游记（或者是交友记吧？）的豫约，我打了个回电说“好”，就担任了下来。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晩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的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豫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哦，答应下来的责任，是非尽不可的”。我这么想着便提起钢笔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点儿也写不出来不知怎的好像统统忘记了。
终于，一天工夫一行也没有写，心想今天算了，从明天写起吧。便掷下了笔，洗一个澡睡了。
“但愿今天”，心里这么想着，又拿起笔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写不出来。
着急了之后，就想，元来山本先生是叫我写交游记（假定不是交友记）的，而所谓交游记要写点什么才好呢？先说这事情我就一点儿也不明白，因为是叫交游记，那末一定是应该写一块儿游玩的事情的。譬如说，是应该写某年某月到某处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这等等的回忆的吧。一个人刚这么想定，无奈真是不巧得很，那么样的风流之游或旅行，我和鲁迅先生几乎从未有过。而第一，资格先就不够，但是既经答应了下来，如今再去回绝，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骂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写的东西写出来。请各位容忍我吧。
我这个家伙，实在生来就是个不风流的人，天明也吧，天黑也吧。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五尺宽三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一副这么的腔调，过着三百六十五天的，先生说：
“老版（把版字当老板写的，只有先生一个人）”。
“老版，怎么样？你这样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养休养，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么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末，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冲着茶加入漫谈的伙伴，我问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里？”
先生就说：
“老版，昨天到大马路（理论派按，在上海指南京路） Cathy Hotel 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那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
“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
“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鬘（原文注释：鬘，是假发的意思，百日鬘者，是戏子戴在头上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的一种假发——译者）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随便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因而司机的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他赶出他，可是马上说错在他身上而加以责备，又奈何呢？母宁说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
“老板，《泰山》来了，去看看吧。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菲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他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来给我们，心里正在想“是这样的吗？”他却又说：
“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经常常被他这种意义深刻而内容非常明了的话切切地刺激着。
“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那就是黑与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这木刻，他远远地从英，俄，德，法，日各国收集了许多木刻。那数目实在总达到好几百件的吧。我曾经向先生拜借来开过三四次展览会，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参观者。
仿佛是一九三一年（？）吧。当夏季炎热的时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国第一次的木刻远修讲习会，仗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开成了。那时因了某种情形，连那仅是极短期间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譬如刀，也只把钢笔头的屁股磨一磨，装上钢笔杆，就这么在现成的木版上刻着。
从召集学生以至每日的口译，统统是先生一个人干的。听讲的只有十三个人，那小小的发生是可惊的，它便是今日风靡全中国的木刻艺术。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特有的古代木刻艺术中优良作品的存在，并且痛心着他的日趋灭亡，于是与郑振铎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万难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笺谱》。《北平笺谱》有六卷，是合计有四百种诗笺的搜集，仅印了二百部。英，法，俄，日各国的图书馆，各寄赠了一部去。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终于没有送。
《北平笺谱》之后，又计划翻印《十竹斋笺谱》，那也是和郑振铎氏协力着手的。第一卷已粗装出版，因了郑氏的离开北平，第二卷也就见不着了。
先生终于未见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郑氏继续先生的意志，尽力务使它完成。
我一写漫谈，他便说：
“老版，你的漫谈太遍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对。”
责备我的先生，屡次，不，老是毫不顾忌地暴露中国的现实，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决不是少见的事。
然而先生的现实暴露并不是为了写文章，他当然不是以暴露现实为快的轻薄者，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的现实暴露中，流贯着脉脉无尽的热血。
“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唯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从伟大的爱出发出来的奔流，是给中国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还当面看到鞭泪同下的先生的这个我，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只是因为怕会减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缄默吧了。
我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的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先生马上便要说：
“老版，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立刻在我头脑上压上一个烙印。
“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
他对我这么说，那实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无际限的蒙古沙漠，一阵凶似一阵地拥到那清澄之极的眼中来。面着那沙漠，衣而无衣，食而无食的一国的民族。每个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棱棱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后的武器的一双空拳，在仇恨那凛然扫压过来的滚滚沙尘，凄惨的饥饿大众，历历犹在他目前，这是我所痛感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三个月，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定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吧，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都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然而，目前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我说，等我的病好起来，大概那时机也该到了吧。”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的。”
呜呼，先生虽身与重病相抗，尚诊疗着极东两大民族的病源。
至此我没有话可说了。
果然，鲁迅先生实在是给五万万极东两大民族启示其行路的一大预言者。
附记：本特搞应与鲁迅先生关系深切之上海的《译文》及日本的《改造》之约而执笔者。
（雨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