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我从收音机里听说我们正在生产大量的肉类、奶类和黄油。可是，我的冰箱里却总是空空如也。我该怎么办呢?”
伊万诺夫：“把你的冰箱插头直接插在你的收音机上。”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1975 年《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
引言
人，这个自然界中最复杂的动物，当他在思考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路和模式。这主要取决于，人他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生存下来的难易度，当人找到了稳定的生产方式，捕猎手段之后，他便会尝试定居在一处，而在他还处在并不能掌握有效的生产方式以及并不完全拥有生产资料比如大量的水源、肥沃的土地之际，人就会选择以粗犷的狩猎和游牧生活为主，这催生了不同的文明，与不同文明所发展出来的思想、文化。
不如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就是依赖于人对于安定生活的渴求，据说人类的共同祖先来自非洲，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人类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也许还是因为这个关系（不过我实在搞不清为什么人们要走出非洲，按说非洲的气候不能说是非常恶劣，如中东、喜马拉雅等地环境更是惨淡，却依旧有人居住），因为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随着自身知识能力的进步而展现出不同，就像在动物世界中一样，有的人愿意服从一个首领，而其他人不愿意，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分出派别，进而促成人类文明的世界性发展（我只能勉强自己接受这种理论），但是人类文明中又存在着一种以狩猎为主的文明，从人类的本能来看，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只是生产方式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其他可以供人安定生存的陆地早已有人，游牧文明就成了先进文化的天然隔音墙。
但是谁能说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文化、政治的因素对我们认识世界有巨大的遮蔽效用，实际上，我们很难说在生产力方面，海洋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以前与东方文明相比谁更具有先进性，航海、农业、手工业，是几乎所有庞大文明或者具有影响力的文明都具有的某种生产力或者说是辅助性质的生产工具，只是因为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等因素造成各地有自己不同的倚重，像西方环绕海洋，就诞生出了偏向航海的方式，东方虽然也有环海，但是陆地更大，所以主要就是以农业生产为首要方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就以狩猎和游牧为主，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特殊的发展需求，人们的生产力就会长期停滞在某个阶段，这不是因为文化造成的，而是一种经济的因素——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农业，这一点如果不是人或者不是动物，完全没有机会理解，人类驯养动物本质上也是如此，任何生物，只要是活的，需要靠吃东西活下去，就必然想要得到一种不费力且稳定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现在我们看大夏天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似乎很辛苦，谁也不曾想过这其实已经是人类最轻松的稳定的生产方式，纵有各种天灾人祸，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一切先进的技术都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需要重体力的劳动简化为轻体力，换句话说，科技的先进与否得看是否有利于人类偷懒甚至直接表现出自己的懒惰。
事实上谁都不能轻易地说自己很懂历史的发展是怎样的，有的人喜欢谈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我们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考察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实在是真切且具有高价值的表达和概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经常会听到所谓的莫谈国事、不谈政治的诫语箴言，但细细想来，恰如阳明学人所言，人日常生活中的处处事事都是一种对道与天理本身的尊重一样，从人类发展至今，群体只要存在服从与被服从，政治就从未脱离人的物质生活日常，这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的一切。对人来说，最具有与原始的动物以及植物的区别性的东西，是表现在人类文明中一种明显的带有规范与是非判断的政治属性。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并且，也是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所有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当一种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就会构成这个文明甚至一切文化的起点。
人类的思想与文化受到自身某种文明进程的次生影响，导致人们会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求某种具有保护力的安定的生活状态，这是促使早期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当然不同的社会受到的次生影响不同，之所以说是次生的，是因为当人类开始群居，开始“饱暖思淫欲”的时候，其文明构成就会开始出现区域性的不同——人们会尝试开始以一种或多种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活动来丰富日常的空余时间，这种不同是构成世界范围内差异化多元文明的主要因素，当这个文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基于非为暴力的统治而是以思想以及其他方式和平或者半和平地推广符合自身设想的世界以及社会运行状态的思想家、哲学家们便会大量出现，这些人的诞生，在广域时间段内，对不同片区的人类形成了一种文化的，且具有文明特性的价值影响，人们可能会针对这些影响，发展出一整条文明线。
严格来看，历史的发展是不具有准确的指向性的，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出未来的某些历史发展趋势，但是这些趋势都并不能准确地把人类送到某一个必然的场合，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对未来抱有多大的期望，我们的发展总是缓慢的，高科技的出现是历史的重要事件，但是高科技对民众的普及则需要花费漫长的等待，实际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地将某些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人要从残酷的、严苛的、繁冗的劳动中脱离出来，而物质生产的进步，满足我们的需求，汽车、和飞机等高技术、高科学产品的出现，促成了人类文明交流的频繁性，高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交换渠道丰盈，这使得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具有更高精神价值的想象，人类的思想也就在这时越来越具有思辨的价值性。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认为，人类社会的理性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从现实的历史存在看，我们知道在人最初尝试理解世界之前，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远大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探索欲望，人在没有掌握世界运行的规律之前，他们无法去理解发生在甚至是就在身边的某些自然事件，东升西落的太阳代表了什么？谁可以知晓，只是人们知道这种规律日复一日重演着，所以早期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与神话，这些宗教在其演化的进程中不断地被新的宗教与神话替代，一直到多神教的出现以及一神教对似乎所有宗教形成包围式的垄断，于是今日世界上多数纷争的缘起，总免不了有神在其中插手。
论集体意识
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那一刻，一个历史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倒掉，转而由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接任世界第一，时至今日，已经有 34 年的时间。在这过去的 34 年间，无数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发表了自己的反思与忧虑。不过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集体社会的一种非正常的崩溃，而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人，即人民。
“人民”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往往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模糊感。它由复杂的成分构成，在一个存在普遍阶级属性的社会中，人民的概念往往会被拆分为不同视角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往往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当政客们需要证明自己的理论准确的时候，便会说自己是受到人民支持的，而那些反对者却绝不属于人民，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诸多大肆运用“人民”这个词的社会，总是一个一言堂的社会，要么就是人们的发言权不被认可，要么就是这些言论将会被忽视而毫无作用。
譬如美国，在美国总统还是前总统的那个时候，推特（X）曾经在没有被马斯克收购之前封禁过特朗普的账号，在其与司法机关的交涉中，法官说，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法案并不适用于企业，这引起了我的一点思考，诸如美国这种所谓的自由社会，人也断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相对而言，那些将人民挂在嘴边，一刻不离口的国家，又如何能免俗呢？试想，如果企业能在言论自由面前豁免——那等于是人人都没有了言论自由。
为何要这么说？这是因为对于一般人而言，我们所使用的网络服务，基本上都是由企业所提供的，尤其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微博客、博客、社交媒体这些都是由企业所运营的媒体，而一般民众基本上只有通过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才有能向大众展示自己思想的机会和场所，如果我们只是认为企业不适用于言论自由，那等于是在要求人们通过非网络的形式表达言论自由，比如出版报纸、书籍，但是一般而言，书籍有书籍出版企业，报纸有报纸企业、传媒集团，除非他自己开设一家报纸，但是对于这种行为，不说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发表某些言论而没有必要外，就是一个人真的开设了报纸，小众的只是发表言论的报纸，有意义吗？除此之外，到处涂写，这是非法的，印刷传单，又有破坏环境之嫌疑，总之都没有直接使用这些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来得高效与便利，因此以我的角度看，法官对于特朗普的账号的禁令所给出的理由，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个案子其实反映出来一种问题，即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条，哪怕是书写明确的法律条文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那么其他情况呢？如果我们将人民一词，交给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当今社会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所给出的对于人民的解释，恐怕会和普通大众自己所理解的人民有很大的差异，何况在中国社会的话语中，并不仅仅只是存在着人民这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的，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实行民主的，对敌人就是专政，但是谁有资格来确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呢？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人的自我认识是受到文化、经济、政治诸多因素影响的，谈到社会主义，人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对于这种政治制度下的人的集体构成的认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的欲望，前提是人们会被从小灌输这种制度的正确性，当然，社会主义在整个理论链条中，算不上是一种完美的环节，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其视为一种过渡性的，但却持久的社会形态，这里面之所以会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是因为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看，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因为社会中普通大众，也即一种集体形态的形容——人民所推动。
我们对于这种环境的认同，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国家的历史所提供的文化因素的认同，第二是基于当前政治状态的理论基础的认可，在中国，可能还多一种因素，即民族。我们从这三种因素中可以给一个人添加多种属性，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汉人等等，如果只是从民族身份考虑，一个人往往会具有至少双重“民族”属性，一种是一个大而全的概念，即中华民族，另一种是其本身所属群体的属性“汉族”“回族”“保安族”等等，当一个人强调所属为中华民族时，必然会淡化其自身的民族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一词因而也具有了针对不同民族、不同族群所理解的不同的含义。这样一来，对谁是人民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人民这个概念始终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在中国，我们的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反而更愿意使用另一个像是传统社会特有概念的“百姓”或者“老百姓”来称谓大众。理论上，人民是需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而现实中大众的公共事务参与热度相对较低，一些可能的公共事务，比如事关大众生活缴费的水资源，听证会往往很少有真正代表大众的声音，而这些参与到其中人，却往往会因为参与了听证会而在官方宣传中被视为人民的代表，在这种前提下，大众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逐渐减低，参与的热情骤降，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人人都有自己关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另一方面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体往往无法做出对大众意愿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集体社会中，这便是很常见的一种社会状态，我们会发现，不管在多么号称民主的社会中，人们都不可能将自己的意见完整地实现，这是因为社会集体的构成往往就是个人的重复组成，然而，国家治理层面，不可能在拥有大量人口的状况下，针对一个事务采取数千万种策略，集体所代表的大量的个体，只能是采取当中比较有用的方法——至于谁来判断谁的办法好，还是得交给专业群体，即专家们进行判断，但这种方法可能并不是所有个体中能满足任何一部分人的方法，即一种集体的决策，虽然可能是基于集体中的多数意见，但是又不是集体的多数的意见。
这似乎很难理解，不过细想，可以做这样的释读，以美国总统的选举为例，美国总统选举中，往往只有两党候选，最终参与者只有两人，两人的施政方针不同，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的人，人们选择其中的多数，以决出最终胜利结果（虽然程序可能更复杂，比如涉及到选举人团等），单是看投票来说，人们总是有理由的，比如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多元性别，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特朗普，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这里面个体多重多样，表现为集体，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尽管如此，集体的表决的结果，却可能导致一致的结果，即你也选了他，我也选了他，于是特朗普就上台了。
人类社会似乎难以避免以一种集体的形式发展，即便是再强调个体自由的环境下，人的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接触到学校、社区以及家庭。以一个最小的单位，家庭来表述，通常而言多数家庭事务都需要经过集体，也就是多数或者全部的认可，否则往往会有很多矛盾，在家庭中，我们往往看到，父母对一个家庭的变化和管理负有责任，而子女往往是被动参与者，这又反映出了另一个现实，即在一个集体社会中，集体自身也是存在着管理与服从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往往不包括政治，即一个国家的事务，社会所构成的集体是剔除了一切国家治理相关的集体，它能够为国家公共事务提供意见、建议以及诸多的合理性的参考意见，然而它本身又是受国家治理影响的，这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现实景象——国家治理集体，集体再去投射更小的集体及至个体。
一个现实是，人本身就是社会动物——包括人在成为人之前，对于社会，人是无法彻底脱离的，有人可以在深山里生活，这可以视为个例，而除此之外的人的聚合往往也会存在着与动物界一样或者类似的状态，人如果脱离狩猎的属性，只能完全依靠大自然，那么人的存在就会很脆弱，基于此，形成了一个以集体为表现形态的组织，这个组织里有王、有王后有奴隶和平民——这恰如一些动物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一般无二。于是我们可以说，人身上的集体行动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天性，从自然的理念看，一切生物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地存在，而完全不依靠群体——即便那是别的种族。
集体要形成一个集体，当然光是把一堆人聚拢在一起是不行的，必然有一种共同的信念，或者至少人们都拥有一个相似点，大家才有交流的意愿，于是社会中便会有基于各种理念和利益驱动的所谓组织、单位等等。当然与威权主义不同，一般而言个体所自发构建的组织，往往并不像一般的权力集团，没有那种对威权的崇拜，即在威权主义环境下，会有一个被神话的个体，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他如果有一些更有力量的手段，比如极强的理论说服力，或者演讲能力，其价值就更高了，集体存在着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威权主义是一条极端的路，对一般情况而言，集体主义更可能衍生出民主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从今世美国总统的状况看出来，特朗普式的极权主义状态，正是一种异常的集体狂欢——对于 MAGA 而言当然是可人的，对于全体国民而言，谁知道结果会如何？
但总的来说，集体是一种共同话语的代表，往往反映出一部分人的共同意愿，所以在有的时候中，会存在着对集体的畏惧，社会学家会认为社会成员在交往中会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它可以表述为两种东西，一是对于集体的存在意识，即不管何事都想到集体优先，或者为集体思考，在现实中它往往在一些国际场合的运动会上表现地最为贴切，因而我们可以将其与另一种表述，即所谓的集体荣誉感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集体意识所表示的，是一种公共所共有的意识状态，因为是公众大同小异的相似的意识物，将其称为集体意识，比如说人们会在很多事上，形成一致的观念，这一致的观念，即一种集体意识。
从这方面看，文化的形成是有赖于集体的因素的，创作和传播往往需要依托于集体的力量，个人相对而言是无力的。转进到对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所理解的群众对于历史的贡献，是试图将集体解释为历史的实际推动或者主力推动者，这在理想状态下是可行的，但也有局限性，即集体在历史上发生大用的时候，往往表现在改朝换代时最为激烈，而若是放到一个平缓的社会形态下，集体的价值可能要依靠民主的手段来实现。但是民主毕竟不是有效的社会运行手段，它只是一种决策机制，我们可以尝试让每个有理想的人在任何事情上畅所欲言，但是绝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权去做一件影响重大的事，因为很多事往往只有两三种选项，那么归根到底还是集合了多数人意见的集体做出最后的决策——尽管威权主义也会这么说。民主有时候是荒促的，这导致它往往也面临着无奈的悲剧色彩，尽管，我还是要略带讽刺地说，民主本质上不坏。
当然，如果我们的理念过于抽象，也可以将目光放得更贴近现实一些，或者说，直接的，在社会上表现为一种司法的自觉，即遵守法律的行为，正是一种积极的集体意识表现。集体中有一种服从的潜意识，即我们的教育，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所进行的一种适应性的规训，从小到大被教育听话，那么自然而然到我们出了社会，就会有一种类似于本能反应的响应机制，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需要人们拥有极高的思想觉悟，即，就算不需要他者或者规则的约束，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也能够有足够的自觉去遵守一种公共的道德信条，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往往也有一些服从于集体的现实需要，比如遭遇到一种集体的医疗卫生事件时。事实上演化论可以给出一个结论，说我们通过后天获得的某种特性能够通过不断遗传的方式，呈现给后世一种新的进化形态，但是人为制造不了这种后天获得性，所以即便我们再怎么尝试切断蜥蜴尾巴，蜥蜴也依然是有尾巴的，所谓觉悟，也是一样的，人不可能通过天性、遗传获得非生物性的遗传特性，因此觉悟也得通过教化来传导。
事实表明大多数人都能做到自觉或者非自觉地服从，这意味着以觉悟看，大多数人实际上都能适应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的转变，然而当然会出现很多对于集体的激进的不服从者，事情就总会有变异的可能性，在我们的官方数据中，至少有百分之六以上的人，对社会或者国家治理存在着不满的情绪，看上去相对于满意者百分之九十四左右，要少很多，但是把这个比例乘以一个全国性的人口基数，即便只是有百分之六左右的人口，也有大约一亿人，想想看，全国至少有一亿人对社会充满着不满意的情绪，这对于集体这个概念而言，足以是一种不小的威胁，当然，因此也使我们发现，集体并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概念。在社会中，至少存在着两种集体，一个是多数的，一个是少数的。
我们之前谈到文化，同一个国家内，文化认同的理由也是不一致的，大众对于一件事物的喜爱往往并不只有一种原因，因此集体的概念并不是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大家协调一致地发表共同意见，基于人的因素，理性、感性与智力方面的差异，群体之间往往也会存在矛盾，过去有一种属于叫做人民内部矛盾，把集体整体视为一个内部组织，而集体支持或者集体反对的，作为一种外部的关系，看上去很合理，但要是当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一定时期，集体还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整体吗？试想，当我们说要看民意的时候，民意有多有少时，这是很好分辨和做决策的，但是当其中只是对半开的时候，或者差异很小，偏向任何一个决策都是不明智的。
何况我们之前曾谈到，在部分人士看来，集体存在着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即集体的思考结果往往是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这种理性的消长与人的感情因素相关，比如当我们谈到死刑问题时，我们总是趋向于感性地思考，而展现出一种对死刑的支持，反过来，真正提出有意义与价值的理性思考的相对较少，因此在专家眼里，集体就呈现出了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这使得集体概念并不总是褒义的。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一样，我们能看到，往往弱小的动物会有一些集体的行动，比如蚂蚁，蚂蚁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人类的社会形态也一样，但是人相比于动物而言，集体的形成甚至是传递，即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还是有依靠的，比如一种文化纽带、民族国家意识，委婉的说，在欧洲民族国家成型之前，也即法国是法国、德国是德国之前，西方世界完全就像是身处于一种极夜领域。如果近代民族意识没有在西方社会成型，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可能不是一个洲，而只是一个国家，西方社会的文化纽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我们以孔子的儒学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有人将儒学称为儒教，意图将其与欧洲社会的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体系相匹配进行比较，但是这显然是失败的。
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外来宗教的影响，思想界也是，但是中国社会中的思想因素并不是宗教主导的，西方社会却是，在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以来，西方社会的人们以一个“神”作为思想的主导，在基督教建立成规模的信仰体系后，西方主流的思想，便是基于此的经院哲学，只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启蒙运动继承，慢慢地经院哲学稍微剥离出了宗教影响，而使其近代思想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综合来看，依然还有很大的宗教因素影响，西方社会的集体，其思想意识与哲学辩论的最终形式，还是回流到一个上帝的根本命题上，这对于形成集体意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即有了一个大众一致需要崇拜的偶像。
我们可能意识到一个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便是一种统一性的文化或者与之相关的因素，有的可能基于血统，但是文化非常重要，而我们可能也需要认识到，文化这种东西是创造出来的，比如说一种仪式，仪式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很多都是经过发明之后慢慢演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是建立在虚构之上，这种情况表明，大多数人的文化依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依赖，可能就是基于虚构的元素。在东南部分省份，有一种文化传统比较引人瞩目，就是我们在一些民国剧中常见到的宗族文化——人首先是依据血缘而依附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宗族往往是一大群人的共同的文化生活场所，我们所见民俗、习惯等，都是与之有极大关系，很显然的事是，宗族往往是中国社会中践行儒家思想的重要也是最后的场所，集体主义的一个好处便体现在此。
传统意义上，我们有针对鳏寡孤独的赡养的文化传统，比如明代设立过养济院，这是一个赡养社会鳏寡孤独甚至是病人的地方，如果放眼观之，是可以认为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到极致的宗族体系，只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儒家主导的思想路径，并且最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其实并不是对立的一套系统，而是完全可以把凯恩斯放到政治上，哈耶克放到经济上，创建一个真正有益于集体共建的温和社会。
你可能想到三体小说中，三体人思想是共享的——基于三体人的特殊构造，三体人的的思考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或许能避免社会中出现某些危险的、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三体人不是人，所以和人不同，如果你个人的想法被所有人都知道，而你也同时知道所有人的思想，那你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处于一种高潮状态——全球 70 多亿人，你每时每刻每秒所经历的当下，都有人在经历性高潮——因此你也无法进行更多思考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能知道所有人的所思所想，我们一定不会聚集在一起而成为一个集体——即我们只有在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想法时，对方才是可靠的，那么集体便有了成为集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