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用句老话说是承平已久,但是我们的社会中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是常有的,并且无法彻底消弭的,这造成了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即骂人。骂人绝对是一种艺术,很多人都研究过骂人,但是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句国骂,叫做“他妈的”,鲁迅先生都不免侧目关照,当然骂人的最高艺术形式是用吹捧的方式骂人,这一招,往往是杀人于无形,让人深深感受到一种语言的魅力。
当然我们的主题不是说骂人,而是在历史圈很常见的一种形态,即骂朝代,人是很奇怪的,人的感情驱使他们对于自己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能有爱有恨,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你想,一个爱好专制的人,必然是鼓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和康麻子等人,一个喜欢民主的,或许(不是必然)会同情于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或者谭嗣同等辈,然而我还是想超越域外,只是从事实的角度去对待我们历史上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历史圈有这样的事很常见,因为大众喜欢历史,尤其是读野史,那里风流才子、俊俏佳人,轰轰烈烈有的是,然而历史的记录,毕竟只是记录,哪怕就是国家档案馆里的东西,各处的片段也并非是历史的全然的原貌,因此便必然有一种荒诞的现实景观——无论如何,我们所批判、喜爱的历史人物,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本身,而是批判对他的记录,喜爱那一本本书籍中对他的描述。
至于我为什么聚焦于明清两个时代,并不仅仅是因为满汉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怨怼。在当今时代,我们能否想象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我们已经脱离帝制,甚至成立人民共和国很久了,但是依然有一大批精神上的满清后裔,在为一个早已魂飞魄散的满清招魂——然而我鲜见有人去为唐宋明等时代招魂的——尤其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一切自谓满清孝子贤孙的东北地方——他们称为满洲——的满汉人士,宣称要复辟帝制。其中最烈的,是打算要复辟所谓的伪“满洲国”,试图将其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警惕起来,尤其是当这些人开始在韩国、日本等地公开举行活动,并宣扬要屠杀汉人的时候,我们似乎也不能够彻底袖手旁观了——满嘴费拉、尼堪的所谓精神伪满洲人,其实大部分还是汉人,毕竟伪满时期很多的官员都是汉人,而且很多所谓的旗人也都有汉人充塞,那么这些叛徒所构建起来的虚构叙事,配合着当今国内对满清的正面看待的主流思想,必然会造成极其有害的国家分裂的危机。
有人可能发现,近些年来电视上的剧集,辫子戏,也就是清代的剧少了很多,据说是因为部分满遗分子举办聚会,被人发现了,因此引起了上方警觉,导致每年可以过审的清代剧大量减少,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然而近些年来对于清代与明代之间的历史,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你们去到北京,最大的印象可能还是满清的遗迹,去故宫有多少人是穿汉服而不是满清的服饰?社交媒体上凡事到北京去的,如果拍不到传满清时期服饰——特别是女性的服饰的体验的照片,很多人还可能会认为是遗憾,当然辫子戏可能近些年没戏了,偃旗息鼓,但是在文化场域,依然有很多赛道,比如一直以来游戏界都有这样的画面,很多扮演君主的帝王游戏,宣传图都用的是满清的皇帝样式,服装也就罢了,把汉太祖、唐太祖或者其他一些汉人君主,都剃个金钱鼠尾头在那里宣传——如此可笑,也不知如何过审。
有你可能还记得早些年,主流媒体观察者网还有发表过视频嘲讽过汉服运动,甚至直接有人宣称将汉服称作华服,以容纳更多所谓的民族服饰——主要是指满族服饰,以至于一些媒体指满为汉,一些媒体刻意将穿满服的女子作为汉服运动的配图——至于说为什么近些年来观察者网他们似乎又不嘲讽汉服运动了,大概也应该能理解——外国人喜欢汉服——至少在中国的镜头面前是那样——洋大人喜欢的东西,应该是不能骂了吧,所以变化就来了,而近些年来流行的所谓新中式,也不过是改款的满服,以满代汉也就罢了,把满服作为全国性服饰,这着实荒唐可笑。
大众对满清的这种情绪性的依赖,大部分都是电视剧和文艺作品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满遗们想要达到的复辟帝制的梦想,也许就不再是遥不可及,在这种需要下,想要给满清树立正面的形象,就必然涉及到对明代的抹黑,导致一个光明正大的伟大的王朝——至少在封建时代,彻底沦为某些人嘴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什么?我想还是离不开几个东西——无非就是朱元璋的专制、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等国家机器的存在,但是这些内容对一个国家的形象有那么大影响吗,还是我们故意夸张、隐匿了许多不成事实的事实(这一点我们今后会有详细介绍)?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部剧里面,经常有皇帝坐朝教训官员的画面,这是为什么?理论上当然是为了美化君王,乾隆帝有那么高尚吗?我看也未必,至少我们很难从其一年至少两次的文字狱里面看出来,当然了大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包括早些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在内,皇帝往往有各种教训臣子的画面,意图营造一种皇帝贤明,之所以不谙世事,只是因为被大臣蒙蔽圣听罢了——事实恐怕不是这么美好。想想看,秦始皇之前数千年夏商周都没有早朝,为什么秦始皇一旦设置早朝,皇帝就非上朝不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一方面我们批判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了两年余年的所谓秦制,当有皇帝不想这么做的时候,却又说你必须要那么做,否则就是懒,不勤政,有问题——这导致了一个何其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批判古代皇权专制,另一方面要是皇帝真的不掌握权力,我们身为旁观者又要担心起来——哎呀,这大臣擅权。
我们对于古代的人物的评价,大部分都是基于现有的文献,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所以必须要依赖文献,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在明代社会上,真正有记录官方历史的正规国家编撰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能够拿得出来的,似乎只有一部明实录,还有一些皇帝的宝训和其他一些档案,但是这些资料又存在着编修这种情况,那么就必然也不是全真实的记录,在这个环境下,早期的明实录还是编完就束之高阁,并删除底本的,那么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要留出宫廷的大众阅读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明代正史很少,只有在明晚期实录外传之后,一些系统的明代史才开始出现,比如《国榷》,但是民间的属于记录的毕竟还是有限。所以明代现在留下来的所谓历史文献,大都是野史,从所谓的《草木子》、《记事录》到后来的《野记》这些东西都有极大的民间想象,这就造成了我们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明代,基本上都是从野史故事中传来的,很多历史学家,根本不屑于从事历史考证研究,直接就把有记录的文献拿来用,也不辨真伪,用这些文献记录来论证明代的好坏,这本身也是错误和荒谬的行事逻辑。
于是我们自然就得到了关于明代的,种种刻板印象,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对于满清的认知却又很兴盛,包括戴逸、李治亭等研究者对于满清历史的刻意正面化描述,使得人们无法正确认识明清两代的真实历史状况,形如赵翼一样,今天的历史学家也不过是在批量复制其写作《廿二史札记》时的手法,把所有野史资料堆在一起,然后从其中总结一个所谓的经验来,也不问他们是不是事实,好么皇皇巨著证明你是坏人,你果然是坏人。实在不敢想象这是一个能生在姚际恒之后的所谓历史学家。
一些专门研究明史的专家更是可笑,包括但不限于商传、方志远等人,当然他们还只是普通的,一些离谱的,比如说韦庆远和柏桦合著的《讲古·说史·谈世》引用一段文字说:
朱棣有意借“申严诽谤之禁”以闭塞言路,拒绝一切谏诤之言,违者法办,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下诏书重申:
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殿灾···…特降赦求言。……奈何言者,其中多涉讥侮及告诉之词,而朝廷政务及军民休戚,略不相干,深有乖于团体,亦非所以致谨天戒之意。……自今敢有仍蹈前非,故将讥侮及谤讪及告诉之言上闻者,治罪不饶。
这一来,在“申严诽谤之禁”的大帽子下,诸如民间匿名文书、没头帖子,以及朝臣奉诏直言极谏等一切公私文字,凡有触忤皇帝心意的,都将之“治罪不饶”,“全家处死”。
这个逻辑实在是可笑,历史学家将“将讥侮及谤讪及告诉之言上闻者,治罪不饶”解释为奉诏直言极谏等一切公私文字,凡有触忤皇帝心意的,都将之“治罪不饶”, 原文分明说的是“讥侮及谤讪及告诉之言”,他偏要解释为“触忤皇帝心意”的“一切公私文字”,还说这就是“拒绝一切谏诤之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严谨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水平。如此以来哪怕你说的头头是道,最终都是充满着违背逻辑的结论的研究话语,最终给出的答案也不过是满足了部分人的需要——也许正是那些柏杨、余秋雨之流。
这样我当然不免要问问我,甚至是我之外的世界,我们学历史到底学的是什么,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豪感难道都是基于虚构的糊涂的、混沌甚至由学术老油条们所编撰的不可捉摸的玄幻之中吗?我一直都说我对兰克有无比崇敬之情,并不是因为我认可兰克的学术水平或者道德修养,而是我认为兰克所创立的理念如实直书确实是我们应该秉持的理念,无论后世历史学家以何种理由攻击兰克,如实直书都是不可动摇的,以中国的历史资料看,如何做得到呢,本身历史资料就是真伪参半,数量巨大,但是,至少在下笔前能做一些初步的工作,即我理解的元信息的加工和掌握,确实是应该的。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把所有记述一个事件的历史资料都翻出来,然后将其整合在一起,输出一段故事,那你还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不需要对以往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及历史书写进行一番彻底地修正呢,我这里用反清复明可能有些大了,但是拨乱反正确实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