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是一个资本横行的社会，有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经济以及宽松的经济市场环境，就必然会衍生出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的阶级分类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吗？
在一些政治或者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于阶层、阶级或者团体等集体组织形式的描写，往往会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由财富得多少决定了你属于哪一阶层，比如资本主义大国中，传统教科书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占多数，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的群体占少数，或者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虽然无产阶级是大多数，但中产阶级在中间占有一定数量。
在受到马克思影响的系列作品中，多半会看到人们对发达国家的描述，认为这些国家社会底层也有很多，或者基本全部都是，少数剥削阶级占据着顶层。我们这个国家相对而言更特殊一点，所谓的中产阶级和贫穷人口比起来，也是极端少数，尽管这群人可以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但相对整个国家的人口而言，他们显然还是少数甚至极少数。
不过，我之所以想谈一个“有没有中产阶级”而不是“有多少中产阶级”的问题，是因为我在1990年出版的《社会学研究》期刊以及该年出版的《在理论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看到有一篇署名何建章的文章，名为《论“中产阶级”》，文章引用了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8号（总号599）中刊登的国家元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所谓“中产阶级”，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来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为“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的观点正名，文章说到：
我国的个体劳动者阶层和私营企业者阶层完全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可能……极少数人确实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竭力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鼓吹实行私有化；片面强调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避而不谈它们的消极作用；只讲扶持，不讲必要的限制，等等。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私有经济将逐步排挤和代替公有经济，“中产阶级”也将逐步形成并壮大起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将成为他们天然的政治代理人，“中产阶级”也将成为这些“精英”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所谓“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人为地杜撰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为了掩盖阶级对抗的实质，掩盖和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为了分裂工人阶级，把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分裂出来，作为极少数人颠覆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在30多年前，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识，就是它是一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所以中国社会不会允许这么一个阶级存在，但可能是这些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逐渐被新的理论替代，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度不断加深，人们的理论认知开始多元化，多样化，所以人们对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包括世贸组织之后，很多中国政治话语、社会学话语也开始和西方对齐，中产阶级的政治特性也就一视同仁了，西方有中产阶级，所以中国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说法，这个“说法”成为稳定的高收入群体，甚至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在30多年前人们还意识到中产阶级仅仅是一些企业家之流，到了今时今日，“中产阶级”的所谓理念却开始呈现平民化趋势，一些人假装自己是中产阶级——靠着金融贷款的手段，很多人都能提前尝试体验一下中年老男人们的乐趣，当然这种趋势的规模还不能说很大，因为目前为止，消费主义的理念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就必须有一定规模的精英，称他们为精英，并不是说他们在各行各业都精通或者是有足够的知识和文化，而是指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比多数人更优秀，比如有些人能在某些领域赚大钱而其他人则不行，现代社会中，一些常见的精英有专家、教授、学者，大学教师、科学家、艺术家等等，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建筑学家等，很多，精英的存在代表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
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而言，贴近民生的专家可能更有权利被称为精英，而非那些整天胡说八道的专家媒体人士，而所谓中产阶级，本质上就是拥有更多获取资本的能力，相较于大多数人都在努力赚钱活着的时候，中产阶级们只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而活着。
精英不一定聪明，从一般意义来说，他们被打上的标签不过是对比于那些平凡人而言的多种超越性特质，比如拥有财富，头脑和眼光。但这里面缺了任何一样，也不阻碍一个人成为精英，尤其是头脑。以西方为例，我们发现一些在欧美国家被选举为国会议员的人，智商往往不怎么样，他们除了有钱、有势之外，在很多事情，尤其是一些被视为常识的问题上，认知还不如一般人，甚至不如乞丐。
这种反差的存在，证明了精英并不是样样精通的，一个人之所以有精英称号，一定只是他在某些地方比一般人好很多，比如他们掌握的某些技术手段，如果不认可此理论，就需要进行一些冗长的辩论：一个精英的后代算是精英还是平民，如果依靠血统，那么精英的后代也是精英，因为他天然而然继承了他父母一辈的名声与财富，即便不学无术，光是财富也能让其跻身精英行列；如果依靠的是个人奋斗，那么精英的后代就仅仅只是平民，但我想多数人会认为血统论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人们渴望成为中产、精英，而中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就是产生或者说创造财富的能力。
我们要知道财富的积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强占、剥削，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殖民掠夺的经济积累之后，便开始以产业转移的方式剥削殖民地或者其他未发展地区的劳动力，赚取利润。经过两次大战洗礼之后的世界，开始建立起国际合作和新的国际秩序，而在此时，法制已经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就算是思想再不文明，也得在法律框架下行动——殖民掠夺成了历史，再想发展就必须以和平手段获取资源，但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没有多少财富，无法购买资源它们只能依靠低价出卖自家矿产或者其他天然资源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有的国家没有任何矿产、物产资源，那么他们的境遇就只能是与大国不断拉开差距。那些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的国家，只需要把重点项目投入到服务业、金融业和高科技领域，就足够把一些欠发达国家甩开几十年数百年的距离，这样下去，不但世界会朝着越来越不平等的方向发展，人类实现政治共同发展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远。
在此前提下，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就算再努力，也顶多只能在本国范围内算是一个较高收入的群体，比如某些专家说收入达到 3000 块就算是中等收入了。他们不能成为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没有需要长期还贷的顾虑，高收入者虽然有大量资产，但却要把多数资产投入到子女教育、还贷款和欠债等，他们会有焦虑，焦虑的不是没有优质的教育，而是没有经济能力支撑自己长期提供孩子优质教育，因此他们并不能算是中产阶级，很多高收入群体本质上是提着脑袋干活的，包括一些互联网从业者。
而中产阶级成为精英必然是靠着攫取多数人，也就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俗话说就是割韭菜，多数中产阶级的存在都必须要依靠市场经济，这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习惯了从市场经济中获取利益的时候，这时候再要回到计划经济就很艰难，如果此时一些不怀好意者向你提出彻底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改革，假设你是决策者，你是否会同意呢，也许基于政治立场的关系，你会反对，但是当你只是一个想要赚钱的人，你想要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向前推，向上推的时候，你又是否会动摇呢。
收入高是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但不是全部，在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社会再分配的话，就必须要明白，中产阶级不但是不应该存在，并且也不得存在的，即必须消灭的。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的各种资本陷阱之中。
尤其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国际政治制度环境完全相反的矛盾状态下，必须要明白，只要有开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就有权和办法去比较制度的差异，并且在没有引导的状况下，人们必然会有自己的选择。而即便有理论，我们也应该明白，理论需要基于实际，而不是什么臆想，所以当一些人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比的理论时，大家都会把美西方拿出来和中国对比，以此验证那些理论是否具有精确的概括性。
很久之前（当然也就是 2023 年的事），某个国际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国家幸福指数的调查，据说中国排名第一，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很幸福，这些调查报告经常被中国媒体借用——比如环球网，来表示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良好，但我们去看这些组织的调查，发现他们的调查对象往往都是有一定界限的，比如这次的幸福指数调查，对象是一群中国的富裕阶级以及比一般人过得好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富裕人群和一般人的生活圈子都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当然会幸福，但是要把少数富裕阶级、名义上的中产阶级拿出来代表全体中国人，似乎很不科学。
这让我想到，即便我们自身不承认，或者认为不许存在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西方人依然会把中国的这部分人群称为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显然没有经历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所以他们的政治认识没有那么精确，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们似乎都以为中产阶级的增加对我们来说是好事，那如果大家都学过这些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是否还会认为他们多一点是好事，而不是一种潜在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因素？
或许我们应该多思考一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毕竟国家没有闭关锁国，一群有钱人脱离中国，去了洋人的地盘生活，为洋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了，得到了他们那边的中产阶级称号，如是，我们搞经济的价值就成了对外移民的培养皿。所以要不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名，现在反倒不是一个问题，大家更多地去讨论问题的表象而不是现实，这就使得用必然性和强硬口气说出的理论成为了一种最容易被改变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重新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时，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在一些老理论家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就代表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内部被渗透的可能，但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是一尘不变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受到我们以外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以及部分个人的影响，所以中国必然是有中产阶级的，只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中产阶级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谁，还是需要仔细斟酌考量的，因为只要他们愿意，帮谁说话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地位，那么当然是朝着对他们有利的一方，当一个人成为资本的工具和同情者之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必然会有所变化，这种状况依然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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