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也是一个喜欢反思的国家，尤其是读外国书读很多的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他们对历史上那些黑暗的历史，或者说黑暗的时代往往会刻意一笔带过，中国人就喜欢反思，比如为什么中国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在近代一落千丈，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一定是中国人有恶习、文化有恶俗、经济有恶病、乃至人种都有恶基因，总之一句话就是就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都不行，男的不行，女的不行。
不过看这些人写的文章，写的书，越看越觉得很好笑，尤其是对一些稍微读过一些正经书，而不是这些人写的书的人——当今社会当专家的成本很低，随便谁都可以，看看柏杨、余秋雨之流，自以为人间清醒，个个都是鲁迅，想要以己之所谓昭昭，让别人也和他们一样“昏昏”——看着多么睿智，他们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张冠李戴，却从不曾想过去解决问题，世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们今天的社会却是伯乐过多，千里马却没有多少。
柏杨最为人熟知，比余秋雨有名多了，同样他带来的反思以及对柏杨反思的反思要比余秋雨多多了，柏杨所讲述的那一份“丑陋”的中国人的信条在过去数十年内一直霸占着中国人的内心，很多移民到国外就对中国翻脸的所谓自由派、民主斗士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人进行批判总是要借用柏杨的说辞。而余秋雨本人，虽然打着文化人的名头，不断地写什么文化类著作，但是读来总是觉得要么是再重复一些前人的糟粕，要么就完全是在如疯狗一般痛骂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
互联网在过去数十年以来已经风云突变，虽然依然有很多人是柏杨包括早期的一批河殇派信徒，但更多人已经开始摆脱这种被迫反思、被迫在西方人面前低头的思维误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本身树立起自信。这本质上是因为大家接触的网络知识越来越多，对当方面的信息传播有了足够多的辨别能力，甚至有很多人有能力通过发表著作对他们进行研究、分析和批判驳斥，所以我们要问问，今天，也就是今时今日，还有多少人在阅读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作品？
当然了出版商为了赚钱一直在不停地对这些人的著作进行出版印刷发行，随便一搜依然有很多，但我们确实还要看看他们在说什么，比如柏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我们在初看到的时候确实感觉挺有道理，但放到国际视界去看看，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的人完全可以出国去外国生活一段时间，和外国人接触一下，交流一下，自然就会知道，他们这些作家不过是把全人类的通病全都浓缩到了中国人的身上罢了。那些看似中国文化的毛病，实则任何国家都有，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只是站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角度去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进行批判，这就造成了一个看上去合理，但实际上颇为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他们对近代以前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功绩不谈，也不谈在这个时代之前西方一直落后于中国，西方的宗教文化的问题他们不去说，他们不会说中国文化是在中西经济、科技发展出现巨大变局之后才出现了滞后，而是硬要说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相信有很多老师都会推荐阅读一些似乎是很经典的作家的书籍，柏杨、熊培云、余秋雨算是经常会和大家见面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毕竟是作家，他们不是专门的文化专家以及历史学家（尤其是没看到他们写过几篇论文，而都是长篇大论的观点输出），所以著书立说的时候往往没有客观的研究态度。
我们经常会在他们的书中看到一些情绪化很强烈的语句，他们自己说这是一种对历史对文化的解读，以一种嬉笑怒骂的角度去解读，实际上就是在误导读者。因为多数读者不会去认真研究中国的某种文化，比如某种文化的起源，即便有人去，看到一篇又一篇用生硬的学术语言堆砌出来的高山深海般的文章多半也会打退堂鼓，更何况要大家去阅读古籍，去用之乎者也尝试理解古人？
柏杨
在柏杨的“资治通鉴启示录”序文中，他说：
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时光隧道中，我们看到的全是统治阶层永无休止的权力恶斗，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诗书礼乐，却根本不顾人民的生死；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活得像虫豸、像罪犯、像奴隶一般。活着，不过是等待被囚、被辱、被杀、被驯服。统治者的暴政之下，有些人被彻底摧残，有些人为了苟且人世，不得不附庸权贵，成为统治者的帮凶打手。中国人民唯一盼望的就是出现英明领袖——明君，以德治天下，天下自然太平。从来没有人思考过：人，可以创造出一个人人可以遵行的制度，和人人有机会争取到尊严，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合理的社会。
——我们仔细想想看，中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哪个国家的人民在建立现代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之前不是所谓“活得像虫豸、像罪犯、像奴隶一般”，但是中国人分明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一个王朝从兴起到灭亡往往也需要好几百年，这二三百年间，如果人们普遍生活不佳，估计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盛世王朝，反而更多的是不断循环的千万次全国性大骚乱，并且如果真的像柏杨说的那样，为什么人民不长期搞朝代更迭？
我们都知道历代君王夺天下之后都会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一旦有人民不断被它柏杨所谓的“被囚、被辱、被杀、被驯服”，这个王朝往往也不会存在多久，在他眼下，似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就是皇帝没有一个是好人，每个人的政治手段就是镇压普通人，那统治者为什么要设立各种政府机构，设立监察机构，在进行刑案审判的时候要过重重手续？既然统治者把人民都当奴隶，他们会怕奴隶造反吗，他们经过各种权力恶斗，早就懂得如何挑拨离间，只要让那些附庸权贵的人去处理，不就很好解决吗？我们历来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在柏杨的笔下，这群人民都是奴隶，根本没时间创造什么东西，那么照他这么说中国历代宫廷建筑都应该彻底毁灭，现在的北京人就应该去打砸故宫——一个对自己国家文明持否定态度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柏杨又说：
历史的教训，因为人类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但我们应该有诚实地面对历史的勇气，才能掌握一个崭新时代的脉动。
我们不知道野心家是谁，但是柏杨肯定是其中之一，想想看，在一本文言文的资治通鉴和一般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面前，多数人会选择看哪本书？在他的书之中，只要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都不好，读者能不受影响？
他又说：
我们善良的人民几千年来都眼巴巴地在被剐、被杀、被黥、被刖、被磔……之余，叩首仰望“明君”由天而降。
我一直很好奇，那些被剐、被杀、被黥、被刖、被磔的人都是什么人，正常人是不是应该想想他么是不是犯罪了，哪怕被人说是造反，也是犯罪是吧，那么一个人犯了法律，就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些被剐、被杀、被黥、被刖、被磔的，不是应该的嘛，正常人谁无缘无故杀你，尤其是统治者，虽然有各种权力不受司法控制，但是即便是统治者，也会受到臣下的节制，我忽而觉得很怪，这段历史分明只是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点的事件，为什么柏杨要将其放大到几千年来都如此。
尤其是他们往往不会写作专业学术作品，而更多的是将其作品纳入文化、文学以及历史读物，而不是什么专业性很强的著述，柏杨能写出那么多白话资治通鉴，难道还不能凑出一两篇专业性强的学术论文？我相信有，但又有多少价值？文学艺术、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的专业与理工专业相比，更具有争议性，因为很多问题往往只有理论而不能证实同样也无法证伪，一个无法证伪的东西，如果以经验主义来推断其真实性，就会显得很荒诞不经。
事实上，除了历史事实外，任何带有作者评论性质的文字都是极具争议的，但是平常人谁会读一本只是历史事实的陈述的专著？所以他们有市场我不觉得怪，他们自以为站在人民的角度，但实际上是在彻底对历史文化进行否定，完全主观的唯心主义，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这些人的作品中不断被扭曲，这些作家难道就不是野心家了？
熊培云
再看熊培云先生在“自由在高处”的一篇文章中说：
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一大把鲜艳的玫瑰，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报道此事，这个细节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士们极大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当年执勤的德军士兵著书回忆此事时，同样不忘感慨：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我对这个故事将信将疑，当读到“法新社”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故事一定是瞎编的，因为法新社是 1944 年才成立的，竟然能超前两年写报道，这个错误不禁让人对这位先生的文章、著作里所写的故事都充满怀疑，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文化学者，啊，是所谓“文化学者”多半都善于编故事，这个问题很容易想通，在现实中他们无法找到完美闭环的真实故事来作为他们传播自己偏爱的思想以及文化思维的工具，就需要编一个故事，好比宗教，我们在中国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中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喜欢编故事，比如什么某信教老太驳倒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博士之类的，那这些文化学者就喜欢编写一些看上去短小但是能形成闭环的（但多少读来奇怪）故事，因为他们的那一套本身就是在进行一种文化传教，让大多数人对自己本国文化一知半解，最终彻底瓦解本国文化。
余秋雨
在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读本”第二卷“中国文脉”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朱元璋是否实施了所谓的文化专制主义，比如科举，用八股取士确实约束了整个中国官方文化的发展，但是说所谓是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而废除了宰相，不免要让人感到疑惑，或许朱元璋这么说过，不过就当是的局势来说，如果它早就汲取了教训，早就应该废除宰相而不是在胡惟庸出事之后再废除，何况在进入朱棣时代之后，已经逐渐开始建立内阁制度，功能性完全和宰相没多少差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何以见得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就独裁了呢，那像西方从根本上就没有丞相、宰相官制的国家，起步根本上就是专制，甚至比中国更彻底？
谈到诛杀功臣，今天我们再去翻看史料，大约有一半是老死、病死，剩下的要么就是犯罪，要么就是谣传，那么按照余秋雨的说法，就算这个人犯下了重罪，欺压百姓也不能处置，不能杀，因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了吗，因为他们是功臣，所以犯了罪，贪污受贿甚至计划造皇帝的反不能处罚？
所谓社会气氛如何，他说到了可想而知，我也会说可想而知，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要写一本读本类的文化普及书，是不是要做到更严谨一些，既然你认为当时政治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比如说一派肃杀景象，那你就把证据放出来岂不更妙？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我不知道今天的人是怎么看朱元璋的文化水平的，不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有专门的著作，一些比如说《大诰》、《御制文集》，你可以说这些书是他身边的文人给写的，但他也有出过很多御注的经典，比如《老子》，我相信在朱元璋夺得帝位之后，他的文化水平早就远超常人，只是他非常喜欢口语化，喜欢平直化的语言。全国各种奏疏都需要皇帝处理，难道皇帝要时时刻刻带着翻译吗？我们知道朱元璋很勤政，他自己都能著书，还会忌惮自己的文化程度？
下面余秋雨先生就开始人云亦云了，引用不知道哪里来的野史胡说（为什么是胡说，我在以后的文章中会有详谈，分析关于明代的一些胡说八道的历史故事是怎么来的）道：
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儿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我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学者，如我上文所言，喜欢编故事，古人当然也喜欢，尤其是被用来讥讽皇帝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代人特别喜欢骂皇帝，但似乎可以猜测一下：我们知道朱元璋起事之后和很多枭雄争天下，最终是朱元璋获胜了，但是总会有人不服气吧，毕竟某些地方的枭雄也曾统治过一段时间，甚至还不错，只是因为与朱元璋打仗败了，所以都臣服了老朱，那些枭雄他们的后代当然也有活下来很多的，难免会有些人会编造一些帝王故事，尤其是明代，官方史学和私人史学相比明显势弱，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明代被认为是官方史学作品或者说是正史的只有一部《明实录》，其余都是不成系统的档案记录，或者没上没下的半官方记载，除此之外，完全都是私家历史，这其中很多都荒诞不经），比如在宋代像资治通鉴，这就属于官方认证的史书，而像明代，除了宫廷编撰的各种实录、宝训以及某些皇帝组织编写的书籍之外（比如明代后期，万历朝曾经尝试组织编写明代历史，也就是正史，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败，这导致了明代基本没有官方史书，因为明实录在明代后期之前一直都密不外泄，基本没人知道，所以明实录的价值一直到明末，甚至到民国时期明实录的内容被重新发掘出版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最多的是文人编撰的私史甚至野史，比如祝枝山编撰的《野记》，这是一本抹黑朱元璋比较厉害的主要书籍。
在古代，很多文人喜欢写笔记，记录一些当时的传说以及自己道听途说的故事，关于朱元璋的所谓文字狱的故事，严肃的历史学者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多半是源自野史和无法证实的传说，其实完全可以说都是，只是历史学家要求严谨，不太可能发出决绝的论断，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在给朱元璋辩诬的时候，也会留一手，比如说会使用“多数是虚构”，“不排除有个别”等词，为的是免得自己以后在学术上翻车。
我相信很多人读过赵翼的书籍，他本身治史比如谈明朝历史就喜欢用些野史来论证明朝政治的残酷性，赵翼是一个虚伪的人，但是架不住他名头大，他自己反对在历史作品中援引野史，却又是一个极端爱好野史，甚至自己也创作野史的所谓历史学家。
如果读书，我们知道，朱元璋每天要处理数百个奏疏、条陈之类的臣子上书，用到“生”、“作则”之类的文字根本是无法避免的，更何况在朱元璋的皇陵，还有一块皇陵碑，老朱自己都没有掩饰自己当过和尚，反而一直把自己“本布衣”这样的话放在嘴边，如果臣子要忌讳那么多，何必再每天给他挑那么多事？
其次，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具体是哪一年哪一天（估计是怕人查），因为肯定要有一个反派，就是朱元璋，臣子是谁不重要，是哪一天发生的不重要，是谁说的不重要，就是要凸显朱元璋好杀，如此不严谨的普及读物到底是在教化民众，还是在毒害民众？
余说：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
说到具体的过程，余秋雨这一招很高明，也不给出自己这么论证的理由，直说“据我判断有鹰犬告密”，奇怪的是皇帝本身不知道却要别人告知，我们看《清代文字狱档》，很多文字狱都是皇帝自己发觉的，臣子反倒说自己不认为是，结果被皇帝一顿批评，按说乾隆皇帝要比朱元璋更极权，为什么朱元璋发觉不了非得靠鹰犬发觉？你自己没那个能力去研究历史，也不愿意读一读孟森、谢国桢等人的著作，却采信一些民间留言，用来普及所谓的文化，那么历史本身还是历史吗，这还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余又说：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使科学技术难于发展，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后来落后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子，就是明代。
现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明代的高压专制剥夺了精英思维、原创激情，余秋雨这里的“后来”这个词很有意思，后来，你可以说是在朱元璋以后的明朝中后期，也可以说是满清入关及至鸦片战争时期，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所谓的科学技术难于发展的时期，正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满清入关，夷狄主政以后，因为其政治眼光短浅，同时为了要镇压汉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不但禁止中西交流，还禁止人们研究他们不欢迎的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总喜欢把清代的锅甩到明代身上。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甩锅给明代，这真是万金油。为什么？因为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在当今多民族环境下，当然会受到享受了特权的少数的挤兑，尤其是满清后裔，那满口“姆们祖上是正黄、红、蓝、白……旗的”挤满了国家机关、文化创作中心。
一些非本民族的历史学家写作本民族历史，这里面难保不夹带私货——比如某些人会把海瑞信誓旦旦描述为回回。余秋雨纵是汉人，却对明代有着极其荒谬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也都知道，多半是基于它在这些作品中所铺陈的知识点之上，一个所谓的文化学者，其文化根基都是来自路边小说、而不是正经史料，靠推断、判断而不是严格论证，那么他们还能引导什么社会意识？能激发什么原创激情？他们自己活着都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只能带来无尽的荒诞，这不免要让人对其产生厌恶。
没有终结的话
我们的时代不需要鲁迅（因为鲁迅太多了），但依然有很多人自以为国家欠他一个民族魂的奖章。
说句简单的，所谓文化学者，其实就是读小说、诗歌读得多了迷失了自我，自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精髓，就开始进军文化界，可以看出他们的知识库都是从各种小说、故事里面得来，说自己是文化学者，其实不过是一群吃饱了撑的，饮食之外，找不到男女，就只好看看野史故事，读了本蔡东藩的演义故事，就以为那是中国的正史，但你真的挡不住有人爱读这些书。
然而今时今日真的有必要再去看这些人所写的书吗，今天他们不被唤作“公知”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但我们依然不要忘了，文化传承靠的不是几个专家就能阻断的，真正阻断的是只喜欢看小说，看野史的人，那玩意儿只要你喜欢，我就可以不停给你编造，你看那朱元璋文字狱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民间流传，但是流传时间也往往很靠后，以至于这些编书的人也往往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往往喜欢用“野”字来给自己的作品命名，这不但对古人造成了误导，也顺便让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越来越空泛和遥远，历史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靠着这样的认知来劝导人们的柏杨、熊培云、余秋雨们，真的有什么价值吗？
于读书人而言，无非是博你一笑罢了。笑最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