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需要师傅领进门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阅读著名历史学家 E.H.卡尔先生的作品《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发现这部书有一部分内容都不是卡尔本人的作品，而是导论以及序论，以及一些先于作品本身的解释，这本薄薄的小书，光是这部分内容就占据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厚度，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后来发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书籍都是对人类影响很大的书，所以很多内容由翻译者执笔，用翻译者的角度去叙述他们自己对原著的理解和对作者的看法，以该系列另一部作品何兆武与张文杰先生翻译的柯林武德先生的《历史的观念》一书来说，在目录出现之前，就有 40 多页的译者序言，而后又有几十页的序言、导论，加上去就有九十多页，占据了整本书的五分之一，
很多书都有导论，导论的内容一般是书籍主要内容的简短介绍，并对其进行分析批评，我对这个问题不是很理解，写那么多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当然实际上能写那么多导论和序言的作品一般都很厉害，在汉译世界名著中，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理论上来说，学术作品这个书籍的品类和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不同，人们的理解要大于阅读时候得到的心理愉悦感，所以译者或者出版商对大众的智商多多少少有些担忧，我认为这也符合常理，问题是大众毕竟是藏龙卧虎的，能够读到这些书的，也未必都是普通人，如果导论中的内容是对书籍和作者生平的介绍，也就罢了，最可叹的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对书籍作者观点的批评和点评，说句实在话，如果我们把这些书中的内容剔除，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是与非，是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么？
这让我想到了早些时候经常有一些灰皮书，所谓灰皮书，堪比古代禁书，但又不是禁书，允许被出版和发行，只是把数量定死，发行范围定死，通常会标注一个“内部发行”字样，常见的内部发行书籍，往往是一些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出版的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书籍，甚至还有一种经典的东西，叫做“稀见史料”，所谓稀见，不是说很少见，而是这些书中所叙述的历史内容和官方宣传的历史多少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所以称为“稀见史料”，我们相信文化是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阻断而受到阻滞的，但是文化的发展一定是有限制的，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了，也许能接受更多的不同意见和思想，但是批评与批判的手段，最好还是交给想要观察世界的人们自己，把导论放在作品的前面，不算什么，问题就是对书籍内容的评判，莫不该是等读者读完之后，有了自己判断之后，再进行介入，或者说给读者一些启发么？
这就好比，人们买了一张电影票，拿到手才发现上面写了一篇剧情透露……
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并不是为了听人说教，所以如果译者认为自己有教导读者的义务，这就是想错了自己的价值，在中国，人们对于翻译的要求十分苛刻，要信达雅，信，达是可以做到的，雅可就有得玩了，如果是文学作品，人家就愣是给你搞出个译制片的腔调：
哦，先生。
哦，太太。
害得一些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还真以为那些洋人小姐、绅士贵族们整天都这样子说着话呢。
在现代很多学术作品中，有一些是博士论文改编过来的，所以这些作品如果有导论，说不定也许就是作者自己写的呢，如果是这样，读者兴许还能接受，毕竟谁也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自己的理论发动批判，尤其是当一个现代哲学家以现代哲学的眼光去理解近古时代的思想家作品时，难免会把自己求全责备的观点纳入其中，导致出现错误的认知，这样，就算是读者并不在意，实际上也把读者带到了歪路，让读者先戴上一副译者、编者的眼镜，这样，阅读变得太有倾向性了。
海外有很多汉学家，他们的研究其实并不比中国的学者差，阅读海外的作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涉及到思想史、思想发展的问题，哲学、逻辑、历史、文化等等，双方用不同眼光和不同的理解去解读中国、西方之间的差异与融合，当然为我所用最为紧要，实际上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看待现代学术，就是文人相轻的东西，也需要经世致用，在政治方面，文艺最重要的目的是笼络人心，所谓任何能对人价值观和思想情绪产生影响的东西都是具有宣传意义的，宣传就是最大的目的，所以任何文化产物，都是“经济作物”，也都是人们所要追求的，读书如果不能换来经济收入的增加，读书就变成了玩物，相反如果游戏能带来经济的增长，游戏就永远不会被禁止和限制。
仔细想想，一个期望社会稳定的国家，真的会希望社会中多出现几个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吗？毕竟自从出了马克思，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在哲学、政治、思想界能超出其右，这就很简单了，不是人们不能，而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人，所以这个社会需要的绝不是绝顶聪明的人，而一定是一群虽然聪明，又足够笨的人，聪明到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笨到绝不会去思考整个社会治理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大家戾气十足。
这也许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