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存在吗？

在我之前的文字中，我曾经对历史做过一个非官方的私人定义，我说历史是一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不分物种。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类自从拥有历史意识以来，对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在人类的认知中，也是历史，人类或者说大多数人所认知的历史，就是这部分历史，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这部分历史。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史料，不管是正史、野史还是各种笔记、文集、出版物、诗集、档案、实物、古建筑等等，都是这所谓的历史记录、叙述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如果从我的定义去看，实际上仅仅只是历史内容的九牛之一毛，且其中还有很多非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全面的人类历史——古代史，尤其是上古的历史就更如此了。在这个角度去看，我相信或多或少，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否真实存在？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有些荒诞，因为从我对历史的定义来看，既然现在是存在的，过去就是存在的，历史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些疑惑。人人都见证着现在的发生，但是人人都无法说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如何如何的，因为不管怎么看，你的解释永远是从你的视角出发，从他人的角度，他们看不到，看不到的历史，难道可以硬说是看到了吗，所以从根本上说，历史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必须要明白的话题。

照片和视频乃至音频所记录的人类活动，永远都不是全面的，而是从人，也就是记录者认为最重要的角度和时刻开始记录，所以照片和视频都是主观的，他们是历史的碎片，就像拼图一样，一整个拼图如果只有两三片碎片，显然是拼不出一幅画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日常所谓的史料，甚至还不如我之前所谓的九牛之一毛。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历史长达5000年甚至更久，不管是文献资料也好，实物资料甚至是考古资料都绝对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有研究价值的，但是这很多历史资料在流传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人的思想去选取记录和创造的，没错，记录历史由人决定，创造历史也是，这创造的过程有两种，第一是绝对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日常活动，包括一些大事小事万事在内的活动，甚至包括一些不可言说的秘密活动的主观行动，这是创造历史的过程之一，第二就是历史学家的创造历史。

我的历史学启蒙教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E·H·卡尔先生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他说：

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是十分准确，因为谁也不能说历史学家所收集到的内容就一定是事实，尤其是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主观、个性化内容的书写，好的历史学家是需要具有文笔的，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保持了足够的客观严谨，却无力去分辨事实与虚造，他也完全可以凭借文笔使自己出圈，但是实事求是还是对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所以我说，历史学家是第二个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一旦一本历史著作完成，一定会对读者造成影响，如果凭借着文笔，而不是真实性去使得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么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人们甚至完全无可能再去探究明白某个时间段的历史真实片段。

已经过去的东西是存在的吗，比如人，人死后会留下一抔黃土，这一抔黃土可以证明这个人过去存在，但是现在呢？他只是一抔黃土。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的历史学家可以记录这个人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可是谁能准确记录历史人物的心态、情绪？说远了些，在文字没有诞生的时代，人们的某些故事都是口耳相传的时候，它们怎么知道历史上的第一人在某些时刻说过哪些话的呢？即便可以代代相传，我们难道真的可以保证这里面的资料没有掺假么？

所以，书籍文献中记录的资料，即便不是后代所伪造，能真实证明他们存在过吗？这些问题如果想多了，可能会认为自己浸染上了某种虚无主义的气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研究历史所最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现代历史学研究最要紧的问题不再是拿来主义，不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研究的东西到底是因循过往的“从来如此”，还是确实可信的，价值可观的东西。

汤因比说：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历史研究都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的控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哲学理论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观念，尽管自古以来儒学的变革不能说少，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长期以来收到儒学的影响，在满清倒台之后，民国时期的史学接触到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思想，诞生出了新史学流派，新中国则转变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思想，从后者的角度来说，对真实性的追求远比一切都重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对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视的，但要想实事求是，最根本的，就是要对自古以来形成的各种历史观进行审视，对那些保留下来的历史文本更是如此。柯林伍德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教科书总是描述那些并非现实生活着的历史学家现在正在思想着的东西，而是过去某个时候现实生活着的历史学家所已经思想过的东西，当时原始材料正在被加工创造，而教科书便是从那里面收集起来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那种在收入教科书中之时就已经过了时的历史思想的结果（何兆武译本）。历史的存在，是不可能复现的，多数历史学家都明白，自己拼尽全力去研究的历史，并不是也不能把历史的真相完整呈现出来，因为历史一旦书写，就瞬间过了时，历史的存在可能要比一份报纸更加短促。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加工，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去解读史料，并把这种解读要么以时间线，要么以事件线去描绘出来，史料一经加工，就不再纯粹，或者说呈现在历史学家笔下的史料就不再纯粹，人们永远可以相信史料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一段史料要不要引用，何时引用，这完全可能对历史的书写造成影响，进而以历史学家的角度重新创造出无数的新的历史发展时间线。

所以，就是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家司马迁，其作品中也不免会有各种错误，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各种《史记注》的时候，大概也能发现，司马迁的很多历史记述，都是从其他一些资料照抄的，在这种情况下，《史记》多半也不会是全面真实描写历史的著作，但是《史记》确实伟大，在于其开创了一种书写历史的风气，但从《史记》诞生以来，怀疑并不曾绝迹，这话要说到近代以来的疑古运动，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的疑古派人士顾颉刚，胡适等人都是有一些著作，甚至影响深远的作品来作疑古活动的，童书业（《春秋史》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个运动中自我反思，说“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如果仔细去看，其实自古以来对古史的怀疑就一直存在，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近代疑古运动的唯一发展，就是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解放的问题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所以才会出现厚厚的《古史辨》，在那之前，清代包括乾嘉学派在内有很多古史怀疑论者，更早之前的唐宋元明更是如此，只是近代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前，大家根本没有多少研究这种运动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家习惯了接受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意识。这种传统意识让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历史就是板上钉钉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为此尽管历史上研究历史的不少，真正从怀疑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文献的记述的，却很少引起重视。

史学与几乎所有学科间存在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区别。

——周建漳 《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

历史文献，本身只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历史不是写流水账，是对某些事情的整体叙述，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大而全的东西，一本《中国通史》可能有四五百页，一本《中国文化史》，大概也有四五百页，甚至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通史都不如专门史来得精细，要知道，既然历史是一切事物的过去的存在的集合，那么任何行业都是有历史可说的，怀疑历史的存在，从这方面来说，就是从多角度对整个社会科学与文化的发展的怀疑，人们可能会说你怀疑这，怀疑那是不对的，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外国质疑的时候，我们本身需要一种怀疑，去对自己的过去负责，因为历史的发展对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裨益，人们都认为要以史为鉴，如果说我们所依托的历史，是虚假的，可疑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我们如果还如此信誓旦旦，就显得很荒诞了。

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历史文献，基本上也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这时期，由于出现了某种所谓的“礼崩乐坏”现象，导致整个社会思想界的高速发展，完全按照孔子和儒学思想，仁义礼智信的上古帝王，如果不是有一些更早的文献出土，大概是永远不会有人去怀疑他们的德行，从秦始皇焚书以来，伪书、托名书籍层出不穷，又靠着独尊儒术，使得儒家这条历史隐线主导了数千年来的历史编撰，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免不当去怀疑和批评，尤其是借助一些外力，比如考古手段，我们的历史，才有可能更加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对于自己的存在认识就是什么样的，应该认识到史学和历史是两回事，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拥有各种主观的情感，比如偏向某种政治立场，但是历史本身不能被绑架于这种立场，之所以我们对历史的存在持有怀疑，是因为从各个方面去看历史，总有一个地方是不完美的，只有真实，是不可能有可攻击之处的，哪怕这段历史对于读者来说不可接受，甚至触目惊心，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读的历史，就是自己想要看到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历史的存在，就是虚伪的。

有人认为追求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是虚幻的，是一种研究误区，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观念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确实做不到，但是对历史研究而言，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必然是要把求去绝对真实当作是一种终极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黄朴民先生说：

司马迁写垓下之战时霸王别姬的情节，也同样属于艺术的虚构。毕竟在当时的情境下，有谁能亲耳聆听“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聊何生”这样悲恸欲绝的歌声？又有谁能亲眼见证虞姬自尽绝命的悲剧。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可以猜度：英雄美人，生离死别之际，一定会有一番感天动地、缠绵悱恻的戏剧高潮。于是他就合情合理写入史书，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渲染。这当然不是科学实证，而是艺术虚构。可恰恰因为有了这些虚构，《左传》、《史记》才成为不朽的史学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是所谓的“断烂朝报”。所以，一味强调所谓“科学性”、“实证性”，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学实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虚构等手法，才能保证历史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从而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避免被边缘化。

我个人是很难认同黄先生的观点，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历史的真实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研究的根本性追求，如果要用文学性、艺术性的内容替代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历史书何必要成为一门学问，难道不是更应该成为文学的子类么？《左传》、《史记》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艺术性和文学性，而是因为他们是研究古史的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如果当时出现数部同类文献，恐怕这些资料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历史本身不是通俗读物，和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历史中有比文学更加复杂的人与人的复杂情绪和利益纠纷，这部分内容本身就不是大众所能感兴趣的，加了点艺术，放了点文学，这东西顾客点完是爱吃了，爱喝了，可是完全成了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难道真的要多出几个柏杨、余秋雨？

我相信人们都是原因相信世界上存在真善美的，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历史的本质，是一种已经逝去的存在的集合体，这种存在，是不需要美化的，否则我们大概要对历史上那些血腥、残忍的历史真相都美美的弄一下，化一下妆，那给那些帝王们都洗的香香的多好啊，完全符合岁月静好的大众精神追求啊。

从黄朴民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黄对于历史研究需要具备的文学性、艺术性之类的东西，本质上是借口大众接受程度之下的某种致用之说，历史的撰述只有当满足大众喜好的需求，这些资料才具有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在某些人手里就是用以对民众实施某种教化目的的工具，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本职就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取历史的真相，其他的工作或者说功能都是附属，甚至应该交给政治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去做。

这不是不能理解的，从我们研究历史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当我们说到正史和野史的时候，就会理解黄先生的观点，从正史角度来说，几乎人人都会告诉历史学家，甚至历史学家本身也会对新的历史学家说，看正史一定要注意啊，正史都是官方美化、修改的东西呀，轻易不能当真，因为史学家受到了官方的思想辖制，甚至权力的压迫，很多内容都是“涂饰过厚”的，野史就不一样了，都是民间的文人，没有那么多包袱，所以要信野史，你看野史里多么艺术。

历史上帝王篡改正史或者皇家档案记录的现象也不少，但如果因为这就对正史充满质疑，而去轻信野史，就显得十分可笑，当然了，什么样的人会强调历史学研究的功用除了求真还要向善？我认为就算是不太明白的人，经过思考也能了解，如果我们从政客们的角度出发，就应该知道，任何东西，只要对执政者有裨益，就都是宣传的工具，历史也是。

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去思考，去想象历史的存在，我们大概会认为现代我们所撰述所阅读到的历史多半是有某种目的性的，这在抗日战争历史方面尤其显得明显，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对国人实施过大屠杀的国家和民族不在少数，近有满清，远有蒙元，更早的有五胡，为什么我们唯独要记住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呢，按理说古代这些屠杀的惨烈与伤亡数字远大于南京大屠杀，但这件事深刻烙印在大多数人的心里，主要就是当今社会的日本和当时的日本同出一脉且历史发生的时间距今并不遥远，换句话说，对于超过200年以上的悲惨历史，多数人都不一定会当回事，在政治角度，这是绝好的意识形态宣传素材，对某些人来说，比如满清入关时期的残暴政治影响导致的大量人口损失的问题，就是不存在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根植于某种需要，可以说是政治，也可以说是一种出于对历史的虚无认知的需求。

不管怎么说，历史作为一种已经过去的存在，显然不会因为人类的意识形态变化而产生变化，尽管我们自己就在主观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唯一可能有价值的存在的，是我们对历史荒诞且自私的道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