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是最不能被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西方以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国家不同，为此，我们自从有文字以来，诞生了无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保存着同一族群的中国人曾经自豪、骄傲、悲怆、凄凉种种记忆与怀念，然而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究竟有何功用？历史的记录是否就是历史本身？这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沉醉于历史文本中的人们，因为历史文献的存在，虽然于我们而言如汗牛充栋，却也带来了极大的迷惘——何以历史纪录有真有假，何以正史不受人待见，何以野史明明荒诞可笑却人人乐之爱之？历史的文本留下了数不清的谜团，这里我们也许能稍稍用一点微薄的脑力去考量一番。

一 客观、理性、科学，追求历史的真实

近些年来我们都能感受到，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现实中对于人的知识水平提升的要求不断增加，人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当然就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不管在任何平台上，谈论知识的内容越来越多，而历史，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当然谈论历史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特色，他们一定是读过很多书的，包括一些传统的古籍，但是大多数都不会去研究这些书，而是那里面写了什么就拿过来作为资料，然后进行整合输出，理论上来说，这些人也仅仅只是历史爱好者，而不是研究者，只是相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可能有更多意愿和空闲去阅读一些书籍，获取一些资料。

当我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存在的价值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人们可能会对非历史学专业的人谈论历史问题感到困惑，作为没有接受过系统历史理论与实践训练的普通爱好者，我们所阐述的历史观念、看法，是否具有足够的参考性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做一些胡说八道？——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门学问也没有历史所包含的内容广大，这意味着，即便我们从大学开始接受历史专业的训练，当我们毕业之后，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也仅仅只是历史本身的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我们知道大学是很宽松的，每周的专业课能上三到四次就很不错了，我们绝对不要指望三年多一些时间（大四基本上都去实习了）每年 30 几周的课程下来，我们就会对历史专业有十分精确的掌握和理解，事实上即便是博士毕业的历史学研究者，往往也只是专攻一个课题，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学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也仅仅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唐代史专家，他在唐代历史的方面能有突出造诣，和精湛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宋代、明代甚至其他一些朝代，可能仅仅只是稍微了解，所以在我看来，历史学不是一门门槛多高的学问，人们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人都可以进历史研究之门，但至于研究的水平如何，完全在于个人的钻研水准和愿意为此付出的努力。——实际上这个过程也就是检验一个人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的方向以及程度的过程，一个人的爱好决定了这个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历史认识。

历史学是一门存在着争议巨大的学科，在人类所有科学研究中，任何一门学术，都与历史有关系，从专门的学术门类角度来看，政治、社会、文化、文明这些常见的历史专业已经是非常显的显学（历史本身的门类内），除此之外，还有数学史、物理学史、生物学史、化学史等等，甚至连历史都有专门的历史——所谓史学史是也。

对中国人而言，我们的一切与传统有关的东西或许都能被割除磨灭，唯独对于历史的传承，谁也不愿意或者说即便是批评也不愿意彻底割舍，然而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似乎也不是可以用几句话就说的清楚的，中国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古至今，从《纪年》到《清史稿》，我们似乎都能在文献中找到对应的历史的记载，但同样的，历史的记录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有矛盾、有虚构、伪造，就是我们似乎无法剥离出于主观或者一些外部非客观因素的原因去书写历史，历史学家虽然在长期的历史书写中发展出了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将历史研究职业化、专业化，但历史本身所依托的无非就是文本和实物，因此即便是非专业的历史学家，比如大量不具有某些专业历史素养的文人，也完全可以写出可以流传于世的历史作品——只是以野史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觉得，正史没有书写的东西，可以拿野史过来参考，官方记录没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拿民间的记录来研究，这对我们解读一些历史疑案颇有一些助益，尤其是当我们对一个王朝末期混乱时局感兴趣的时候，不过正如海登·怀特、雅克·巴尔赞等人所言，“专业史学必须经过书写……在你把所有的东西统筹在一起，以某种叙述或者议论的方式将他们书写出来之前，这些东西都不能被称为历史……这是历史专业的游戏规则”¹，历史文本在中国尤其重要，不管是怎么研究历史，人们都能从文本的书写记录中找到与自己论断相对应的内容，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历史文本的流传，人们也许难以找到对历史的片段性的传承，中西方有很多不同之处，在文本的重视方面，中国向来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全盘接受，另一种是相对理智的研究辨析，野史与正史的区分也就这么出现了，当然，从史料的来源看，文本的记录也多是基于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比如我说当今社会流传着一个远古外星人的传说，当我把这个传说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能证明的仅仅只是这个时代有这个传说，而不是远古时代有外星人，所以，历史文本的纪录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这种记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立场。

历史学家有自己的立场，正史的立场是什么，难说，因为正史本质上不是非官方钦定不可的资料，也有一些经典的历史材料，比如早期的《春秋》、《左传》等资料，这都不是官方钦定，但是也是代表了某些时期不同“国家”的官方视野和立场的，野史没有立场吗？恐怕也有，野史的立场就是记录者自己的立场，有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东西，他们就写一笔，当做一个记录，或者那些觉得有意思的，就拿来记一记，这就造成了野史的随意性、荒诞性。

所以历史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就像克苏鲁神话那样，叫人恐惧，但又摄魂，让人忍不住想去多了解，但当我们真的要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又会找到许多理由为胆小的自己开脱——有时候我们生怕在这里面发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样也许会造成我们的精神信仰崩塌，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严格来说也算是一门科学，在这个基础上，任何研究都有一个最根本的要素。

史学的研究，本质上是求真，所谓求真，并不意味着要百分之百还原过去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求真本质上只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客观的立场，使得历史的真实的部分尽可能的还原在世人面前。

这时候恐怕人们都会有一些疑问——如果说记录了就当是真的历史发生过了的话，那么何必再去研究那些记录呢？简单说，就是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有正史和野史来作为记录，像明代那样，没有官方的正史，野史就大肆崛起，盈充了历史的视野，如果我们以为这些历史文本本身构成了一部真实历史的描述的话，何必再从这些历史文本中去研究历史的真实？

我相信我们现代读书人也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会从古代留下来的正史，比如《明史》去研究明代历史，但我们绝不会从现代修订的《民国史》这些书中去研究民国史，照理说《民国史》这样的书，也是经过国家审核部门审定过的，获得官方认可的史书，也算是正史，但我们顶多当其是一种对民国历史的研究结果，而非史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会从民国留下来的实物，比如官方档案、文书、照片、摄像资料、报纸、杂志刊物、建筑以及部分口述历史等资料去重构一个民国历史，而不是把经历都花在一部已经成型的历史书。这我们也许都能理解，说远一些，当我们想要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我们免不了要去《尚书》、《史记》、《春秋》等已经成型历史书中去了解它们，这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其他资料，而是我们实在找不到除了这些资料之外的实物，没有报纸、没有书信、没有杂志……考古学能发掘出来的文物是有限的，古墓也不是想发掘就能发掘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研究的本体还是在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

但这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历史的看法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甚至直到秦代，如果没有云梦竹简的出现，恐怕秦始皇的暴君形象依然是岿然不动，就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文本的记录实际上对我们认识历史有很大的影响，现如今多数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历史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前人记述下来大量的历史文本以及部分考古资料，但是这些历史文本浸染了很多满带着意识形态的内容，所以很难说都是十分准确的，甚至有时候，即便是多人同时纪录的不同的材料，也有可能因为集体价值观的趋同，而产生一样的认知谬误，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最根本的是对历史资料的辨析。这也是我不屑于认同那些所谓文化学者所撰写的反思类材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清代以前，研究历史少不了要读一读二十四史，如果要研究明代，至少像《明史》、《明实录》这样的正史以及一些非官方书写的野史比如《国榷》、《明通鉴》等却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虽然明代看上去离我们不远，也就三四百年的时间，但要说从明末流传下来一张纸恐怕也很艰难——比如明末万历、天启时期的邸报，现在还有一些现世，但绝对是极少数，极珍贵的史料。所以要从古代历史中找到真相，恐怕难度远非我们研究近现代历史所能想象。

要知道，即便是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基于部分官方立场或者干脆就是官方人士编写的正史有极大的美化统治者的嫌疑，也并不意味着野史所谓的由没有政治压力和负担的民间士人所记录的资料，就一定是有真实性，有价值，或者干脆说是秉笔直书的，毕竟哪怕再怎么自由不受约束的士人，多少都是阅读儒学书籍成长起来的，既然如此，这些人从小就受到儒学的价值观影响，主观的价值就不可避免要体现在书籍的撰写过程以及成品中，儒生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把自己记录了一些听说故事、民间传闻的笔记小说辑录起来出版发行，所以儒生写野史并不需要遵循历史学家的道德和素养。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要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陷入某种思想陷阱。

要知道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一些负面的反思，本质上就是基于我们对于历史的片面性结论，历史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所谓的典故来源，如果这些典故，历史资料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所片面组建的，那么自然地我们就会从错误的故事中，得到不切实际的荒谬的思想解释，而历史毕竟是历史，不可能因为人为做了几个解释就能说是如此。

人们可以给历史下无数的定义，但是绝不能从历史中寻找某种普遍性规律，包括所谓的周期律、兴亡律之类的，这是因为对人而言，历史留给我们的文本、实物资料只是我们对于自身发展过程的回忆和记录，这些记录也许可供人们探寻某种规律，以期找到一种解释历史事件的万能理由和说辞，但历史的发展本身是随机性的，它唯一的规则就是以人类共同的喜好为标准和改变的理由——比如人们对一种美好生活的追求，比如符合人类共同道德的善与恶。而历史的变迁大部分取决于人们如何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人在遇到困难时，大多数会选择相似的决策，但这只是基于人的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要求人们这么做，在过去我们说历史规律，历史发展，历史的前进等等诸多概念，本质上都是人们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历史既然只是过去的事情，就不存在规律，有也是人们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编造的，或者牵强附会的。

比如说，当唯物主义者强调经济、生产力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时，也免不了要谈到像周期律这样的东西，他们会说实施人民民主是一个跳出周期律的好办法，这就使得所谓历史规律成为了为政治服务背书的工具，所以本质上当我们在强调要寻找某种历史规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隐晦地提出，要给自己找一个历史的理由来为自己达成某种目的而营造一种舆论。

在以往，我们会说某些东西是反动的，所谓反动，就是指的对历史前进方向的一种逆流，也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式的历史思想、行动和其他——比如当全世界都进入某个社会发展阶段，比如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全球化交流阶段，但你还在闭关自守，严防国外经验、思想传入。这是因为我们会持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认为随着时间以及时代的推进，历史总是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那些提出一些陈旧观念的人，必然是反动的，实际上并不应该如此。由于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种自然巧合的生物营构，所以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人类的历史发展也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微光闪烁的表演，并不具有我们自认为的价值，就如同人的存在一样，我们努力给自己寻找意义，寻找存在价值，本身是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物种，我们用思想武装自己，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历史的所谓规律也是一样的，是人基于自身的价值观所赋予的。那么那些认为历史的前进方向，必然是进步的这种观点和态度，就只是我们偏执的政治正确——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就算是要比上一个时期进步，那么我们将可能认为，纳粹德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进步的时代，我们也可能认为，尽管某些时代侵略、殖民、战争使得人类无法和平生存，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军备、机械、科学技术进步了，历史就进步了，那么像民国时期见证了中日战争的伪满，无疑就是一个进步的时代，不过我想谁都不会这么认为。

换个角度来看，人类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得更好需求是基于对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竞争压力小、物质足够丰富，人是很容易满足于当前的状态而不抱有更高追求的——这可以认为是大多数人其实更希望生活的稳定性能持续地久一些，在这个基础上，人的历史进步就不会很大——因为一个社会中的某些思想，往往是出现在一个社会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历史的反思，促使新的思想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本质就变成了一种前进的且积极的。

反过来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底层对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抵抗与暴力的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因为大众有切实的改变当前生活状况的需求，在一些地区，这些需求不是因为大众普遍想要和中上层阶级过上一样的生活，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在社会濒临变动的时期，人们总是会见到一个国家中出现各种腐败、灾害、疫病、战乱等现象，这些社会动荡的因素，造成人们渴望安定的心态，进而形成了一种王朝更迭的社会现象，每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人们会意识到，只有使用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这就导致每到王朝末期，总是会爆发全国性的大起义。

有人可能认为一个王朝的发展周期大概是只有 300 年，因为几乎每 300 年都会爆发一次规模庞大的颠覆性的社会底层革命，但这并不是历史的规律，而是一种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整体的社会变化的必然，这些所谓的周期的存在，是因为人本身具有一种腐败的道德属性，这要归咎于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约束的失范，当一个社会中规则运行良好，政治、经济中的腐败就会少，反之则会多，腐败越多，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就越大，与其说如中国历史存在一种 300 年的周期律，倒不如说把一个国家从兴盛、繁荣到啃食殆尽正好需要 300 年的时光，当然，这只是在中国的历史如此。事实上，历史上真正被 300 年的时间所束缚的，大约只有唐代和明代，其余的几个朝代，要么就是分裂要么就是非因社会大动荡的因素导致王朝更迭，要么就是寿命太短，如果硬是要说这两个三百年的朝代就能使人得出一个所谓的周期律的结论，这就未免有些牵强。

并且我们应当明白，历史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政治倾向性的，哪怕一个时代再黑暗，历史也不会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对这个时代做出评价的始终是人，而不是历史本身，也就是说去定义人类历史在某个时间段是否进步，是否退步这并不是恰当的，我们只能说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思想、行为是否是相对而言进步的与退步的，然而棘手的是，我们如何评价进步、退步的标准？这本身也是以价值观主导的，如果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就会从社会主义角度去评判一件事是否属于进步，假若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标准又会相反或者略有差异。所以，人们很难以客观、公证的立场与态度去看待某一时段的历史，当我们对古代史感兴趣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极大的心理考验。

过去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与世界同化的分析，实际上马克思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提供了两种，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一个是历史分期之说，另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很多人流行解读西方伪史，我么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真的把西方的历史都推翻重新写，必然会造成现有马克思历史理论体系的坍塌，这对中国理论界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在中国真正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分期，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不见得一些国家的发展都和历史分期一样。以奴隶制来说，现在有很多人主张中国古代虽然可能存在奴隶现象，却并不见得有奴隶制，当然这是对过去言之凿凿把中国历史污名化的一种反驳——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他们通常认为在社会中进行劳动的是大众阶级，也就是普通人，但是他们服务的对象却是奴隶主，我也不懂为什么普通人的服务对象是奴隶主，而不是奴隶们的服务对象是奴隶主。历史分期本质上是对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历史本身被证伪，历史分期说，就很容易动摇，而在中国，虽然很多历史学家主张存在奴隶制，但是也多半是论断，而不是实证，或者说以极有利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谓的某个阶段是奴隶制，而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奴隶的现象，或者根本就不是奴隶。要知道，即便是在当今时代，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没有自由的奴隶，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历史可以简单分期的话，那不如说，当今的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奴隶社会，说这话容易，要证实却很难。

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要面对的所有古代的历史资料，都免不了要涉及到一个片面性记载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都知道客观、理性、如实地描述和记录历史是我们清醒认识自我的重要依据，我们痛恨历史虚无主义对自身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无耻解构，同样也应该明白，虚有主义也未必是好事，比如某些人常年以来不断地对我们宣传某些西方伪史的论断，导致我们一些人产生了不说错误也该说是很荒诞的西方认识，我想当年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想必也不会意识到我们会有今天这种重新垒砌高墙的现象——至于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我想历史本身会有一定的回应，人是不应该坐井观天，同样也不要目中无人，我也相信，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终手段。

二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能盖房子吗？或者建造一艘航母？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普通人又如何呢？那么我们再拥抱对历史的研究，强调对历史的客观书写其价值究竟在何处？要知道对理科而言，历史学的作用和大多数文科学术一样，是一种填补人类精神价值之用，但是作为文科学术之一，历史学也需要运用一些理科的工具，在我们开始了解历史以前，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是一个很矛盾的学科，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历史的，但是要研究历史的什么呢？我曾经一再说要追求一种对事实的真实性的书写，实际上就是在想把历史通过我们的研究去进行部分复写，我们做不到复原历史，所以只能是尽量还原，所以历史学家的主要责任是求取历史的真实，但历史学家在撰写作品时，往往会以个人的喜好，对某些历史阶段进行评价，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用一些政治化的词，比如斗争、压迫、阶级、反抗等来形容历史上某一时期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一旦这些词进入历史著作，历史本身就具备了一种意识形态，历史创作就不再是客观的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历史作品中，往往是呈现出一种史论结合的现象，《史记》就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天然地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作为记录者、真相追求者的外在，另一种则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政治家的内在。当我们要了解历史学具体的研究是为了什么时，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我们的责任是要还原历史，而是要从历史学家的内在哲学、政治的角度，去“以史为鉴”。

过分重视历史，免不了要陷入一种泥古的坏风气。但是不去研究历史，免不了要犯下各种荒诞的错误。历史学家们重视对历史的真实书写，但因为历史的资料有限，且记录者们也多半是出于个人意志，以自身利益为视角书写，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吃史料的亏，然而历史研究出来的东西，终归是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比如以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来进行研究历史的历史的撰写方向，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郭沫若语）”，然而人民对历史的认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对历史的需求集中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大概除了某些政客、理论家之外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人是从历史发展过来的，虽然不同地方的人的发展历程不同，但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地区的人类祖先，正如马克思所言，首先需要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文明要比文化来得早，这意味着人类固然可以以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去模模糊糊地了解我们祖先的思想、活动，但是在那之前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存在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如果不以历史的研究去揭示和解释，恐怕我们难以对我们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所谓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和一般历史研究者们试图从历史文本、实物、建筑、非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去拼凑一副简单却又壮美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使用何种笔法画就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态度，如前文所言，如果历史的研究方向是为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么我们就要从历史中找到某种合乎于当前社会建设的逻辑、现象、理论，我之前说历史之中是没有所谓规律的，大多数人见到的某些现象的重复，根本上只是相似，这种相似是处于人对于某些利益的追求、价值观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是极端的暴君还是极端的良善帝王都只是少数，多数统治者都有人的缺陷，有时候平庸，有时候贪婪，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历史的追逐，不仅仅只是在书写和记录，更是在给后来者提供一种发展的理论与依据。——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历史哲学，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工作不尽然相同，历史学家有一部分历史哲学家的工作本质，但是历史哲学家就是纯粹研究历史中的那一部分被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探究历史的真实，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当作是建房子，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像是水泥、石头、木头等建材，而历史哲学家更像是建筑师，把房子建成各种各样，历史哲学家就是以一种哲学眼光，把历史解释为符合某些哲学观念的东西。

简单说，我们可以把历史当作是一种行事框架，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业其所有的规范与标准，都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人对于自身的认知会越来越完善，有了这一层关系，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是在给自己安排一种道德与价值观的发展风向，这本身可以以历史来举例：

明代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之后，终于亡国，一批知识分子曾经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君主制度等问题进行过思考，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当亡国之际，人们尝试广泛阅读历史以找到与当时相类似的历史场景，在国家危亡之际，才会有人去思考这些现象，人们甚至发出了对君主制的拷问——只是可惜被异族入侵所阻断，明亡是历史的一部分，人们要去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要对历史有充分的认识，更是要吸纳当时社会中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的看法，人类的文明进步，就在这些内容中不断被串联在一起。

历史帮我们清醒认识我们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同样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人既然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那么必然是有一个和多个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历史本身就是可供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认为历史并不如此，换句话说，历史更像是一个任人凌辱的站街女，历史学家虽然嘴里说着求取真实、却一个都不能免俗要以虚构和无法证实的材料来为自己的理论添砖加瓦，如是操作，历史的真面目，就更难以面世，一些历史哲学的经典理论，因此也需要受到一定的质疑。

从这个问题的传统理论来看，人们是热衷于在以往的故事中找到一些所谓的规律的，不管我们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述，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家的著作，为什么研究历史，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观，但我既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从历史中找规律，或者说故意找一些不三不四的规律，我肯定会认为我们应该有些寄托，历史的规律不应该在历史中寻找，而应该在去未来进行设想。福山认为，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全球化之后，历史就会终结——因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将会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形态，但现实是，有很多国家的人并不认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要么要寻找一个比之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制度——比如中国；要么就是独裁专制一贯到底——比如某些非洲国家，以及一些老朋友们；要么就是奉行一神教神权统治——比如某些阿拉伯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对于共产主义有一定的设想，但是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实际上人人心目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都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不是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无法统一，而是因为必须要有多种渠道和设想，那么即便未来我们实际走的共产主义道路与某些人的设想不符，只需要在其他类似的设想这里面随便走一条就好了，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的理论就完全没有毛病，如果这种对未来的设想只是一种单一的设想，比如定于一尊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的阐述，如果我们实现共产主义走的路与今日设想不同，那对于今天的理论来说，尴尬就不可避免了——至少证明了我们今天所信奉的理论有一部分讹谬，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和福山走了同一条路，只是二者对未来的设想犹如面临十字路口一般，一个认为共产主义会是全人类的未来，一个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的未来，这都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得出来的结论，这并不是历史有规律，而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某个状态跳转到另一个状态。

人们很容易会把历史上人类不同社会的类似发展进程当成是某种规律，但我们今天总结的所谓规律，实际上就是在分析过去而不是预测未来，举个例子，当一个斐波那契数列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随便拿掉其中一个数，我们都能知道这个数可能是什么，但如果给的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律的数列，要知道下一个数是啥，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寻找历史规律的行为，实际上就像是在寻找 π 的规律一样。π 里面有很多甚至无数的数列排序在那里，我们可以说在 π 里面肯定会有一段数字符合某个规律，比如斐波纳契数列，但是要说整体的 π 有什么规律，这就是无稽之谈了。

现代史学理论界，经常会提到一个元史学，如果按照一般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以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模式和最终意义的研究，如果是这样的话，福山对于人类历史终结的判断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基于元史学的对人类社会一种普遍规律的研究，但如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一样，一切规律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判断大多数都是基于自身的理论认识，同时要看到他们个人的知识水平如何，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我们似乎不宜过分期待对一种历史规律的普遍适用性的追求能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所研究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而仅仅是我们从前人留下来的物质、精神等产物中所串联起来的历史，这里面当然有规律可循，因为人本身就是主观性的，人会给历史创造一种联系，而不是发现这种联系。就此而言，我们再去研究历史，目的就很清楚了，对所有人来说，历史的价值除了是一种知识之外，便只有唯一一种额外的功能——为我所用。然而事实并不能叫人满意，历史的发展是一次性的东西，人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人们也许能以历史的教训来避免某些古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人却不能以历史避免那些不曾发生过的事，对政治家来说，历史是证明自己统治地位合法性、正当性的工具，所以对于自己的发展历史要大书特书，还要以洗脑式的传播方式向所有人介绍，比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对一般人来说，历史就是一个为人处事的参考，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不参考，对历史学研究而言，都不那么重要，然而这一切都必须要基于事实，基于我们对于历史的真的执念。

三 历史是什么？

我至今都是一个不明所以的无知者，所以十分苛求某种对历史是什么的解释，在翻看了一些书籍之后，我在某篇文章中所作出的结论，几乎像是一种从哲学概念上对历史的本质所做出的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描，我说：历史，是一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不分物种。但对很多人来说，历史的真实情况往往是多变的，我相信历史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人人都知道历史是什么，但是都无法用确切的语言把这个对历史的认识描述出来，所以问谁谁都说不准。

诡异的是，要定义历史，必须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因为历史的多重概念实际上就像是一种伪装，大家都看得到它，但是这种伪装之下的本体，究竟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去研究，而一个需要研究的东西，必然是有多重解释的——这些解释，说到底就是哲学的阐释，所以我自己对历史做的解释并不代表大众的看法，也不代表就是真实的描述了历史的本体，尼采说过：“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任何一种对历史的看法，实际上都算是一种教训，我们要教训大众认可这种解释，于是就会给出一系列的文章来为此正名，但这无疑是加重了读者们的负担，从现实看，大众历史读物，只要是认真写出来的，基本都会带上一些对历史的基本概念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是历史爱好者，多半会从不同的历史读物中看到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说，某某词典是如何解释历史的，某某古籍是如何解释“史”字的，某某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如何象形的等等。

有人说历史有多重含义，可以是指那些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思想和活动，也可以是指我们自己对这些内容的认识和理解²。但现实是我们所认为的历史，要比这丰富多了，因为除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之外，还有我们对历史的文字的记录，以及在这个记录上面衍生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如果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思想和活动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录所谓的的历史，并不止于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如某某人称帝、某某人处女生子等，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在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地默认把目光聚焦在关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些方面的活动和思想流变上，进而在一般历史研究中，忽视掉或者说以极少的瞩目点去看待像文学、哲学、军事、科学等方面的历史。

这就造成了我们通常需要额外的专门的历史学的次级门类来专门为这些历史内容撰写新的类似通史的材料，这种状态，实际上也造成了历史学与一般大众的隔离，这是任何一个学科中都存在的现象，只是在历史学中，这个现象极其复杂，由于受制于时间，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若是我们要把所有人类相关的历史都写入史书，那么哪怕是一个朝代一年的历史，都可以写出好几本来，所以所有通史、大众通俗读物的历史资料，往往都会以政治和社会发展为主导，其余的内容可能作为辅料甚至完全不提。

对人类而言，我们日常所说的历史，肯定不止是像这种纯粹概念以及其他任何伟大人物对历史的概念所做出的解读、定义、分析一样，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对我们而言更加合理的解释。要知道，如果真的从哲学角度观察我们的世界，那么任何概念都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它的本质，另一种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殊属性的具象化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不难理解我说的，历史一般有两种研究构成，一种是研究历史和历史方法，一种是研究历史的哲学。

就像我们在尝试解读法的时候，我们会说法是由国家强制力背书的一种对社会实施的规范——这不是最佳的解释，只是做一个实例——教科书以及法学界当然还有更权威的解释，但我们同时也会从哲学角度去解读法的概念，我们从哲学层面看，法的本质就是一种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在尝试解读历史是什么这个话题的时候，难免会想到一个哲学的与实际意义的问题，但是历史不像是法那样简单，历史问题更加复杂——历史这个东西，是由时间控制的，而时间并不单独存在于人类身上，所以万事万物都存在一个历史，而人类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历史就仅仅是人类的历史。

海德格尔曾说：“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人，但不是作为生物学客体的人，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人：通过其精神的和形体的成就，文化的理念得以实现。³”这样就很简单了，虽然人可以说有历史，但是如果人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物，如同猴子、老鼠这样，那么人在学术界就只能被划入生物学而不是单独给开一门历史学，所以当我们谈论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多半都在说，人类的历史，是什么？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把目光只聚焦在人类这个范围内，我们对于历史的解释往往也需要很复杂的概念和专业性的逻辑建设。事实上，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E·H·卡尔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在短短一篇文章中把这个问题阐述明白，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不过从现实来说，人们可能也不愿意花一本书的时间尝试了解历史是什么，倒是更愿意去了解某些神秘的故事。对历史学家来说，大多数人其实都认可某些概念中的大部分段落，但对于一些细节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每个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有一些鲜明的特色，这些特色内容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历史观念与历史价值认识的不同，但也因为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概念的共同认可，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在某一个时期，某些具有共同认知和价值观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学术研究流派，这种现象不止于历史学，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一些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明显，这一点与大多数的理工类学科不同。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说：“一个好的定义必须是简洁的，即，在准确的前提下，它能尽最大程度地表达意义并建立起完整的概念。”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历史有这样的定义：历史是一个文明对其过去不断求索的智识形式。——从历史的概念看，这种定义带有一定的表象性，并不是从一种根处，也就是哲学角度去谈论历史的概念，从赫伊津哈对历史的定义来看，我们的历史将仅仅只是一种文字记载，而不仅仅是如我前文所言的基于时间概念之上的一切的过去。当然，我们需要给历史做一个分类，就是广义的，狭义的，以及专门的历史。广义来说，历史的概念需要囊括一种全面性的发展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是人，还是猪狗牛羊的过去，都应当算作是一种历史。当我们以人的视角去看这部分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这种概念定义的所谓历史，本质上大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需要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已经过去的事物存在的意义，有了这些意义，人类历史，才会成为历史本身。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对于历史，比如历史学家的研究历史，根本上是要构建一种基于文明的人类的从起源到越来越发展的可重塑的认识，“所有的历史认识都是人对人的了解，或者说是解密。⁴”那么历史本身就免不了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的行为是可以随意而改变的，因为人具有主观的能动性，人可以由意识控制去做任何事，即便是违法的事，但是这些事的存在，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一种过去，且是不可改变的过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物理意义上的回到过去是很难的甚至不可能的，而这种被时间所带走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录像或者照片记录下来，只要不是经过特意的剪辑，就能看到过去，这种过去即便我们用各种手段去抹除，其记录的内容却已经成了客观存在的东西。

然而像历史这种东西，完全可以是广义广义再广义的，比如有人可能认为广义的历史，指的就是全人类的历史——“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⁵”要是把广义这个词的范围缩小到一个地域，比如亚洲，欧洲，这完全也是可以的，即便这个广义只是一个国家，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因为历史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样，即便是以一个国家来看历史，其数量也是巨大的，所以，完全没有办法以一种纯粹表面的现象去对历史下定义，只能从更高维度，去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

但是，历史的发生还必须具有一种特征，就是在一个人类社会中，必须要在一定时间段内发生一些足以改变社会、族群发展的重要事件，从现实来看，这部分事件是历史从一具皮囊到骨架充盈的重要的变化阶段，所以任何一个人类社群如果不存在这种改变社会、族群发展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个人类社会就没有历史，或者说没有值得记忆的历史——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原始部落都没有历史可供研究，所以对这些原始部落的研究，基本上都划归为人类学项目——基于我们观察，很容易发现这些原始部落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可以作为历史节点的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除了打猎，生产之外，很少有一些具有文化、经济、政治等价值的活动，甚至思想活动也很少有——事实上，即便是在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书写历史，也并非是逐年逐日记录，而是随着大事件的发生去收集和聚拢其相关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人类历史的某些外在特点，比如说，必须要有一个形成一定规模的人类社会的活动，且具有一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活动，才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人们所谓的有意义的历史。

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谓的人的历史范畴，在一定时期内，会忽略掉一些社会群体，历史的书写本身具有选择性，人们会发现，对一些落后文明或者说不那么先进文明的书写往往是在某些个体历史学研究者们单独提出来以后，才会获得重视，而中等或高等的先进文明，大众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比如当我们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说到的其实都是华夏大地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包括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争端，但是单独以少数民族视角书写的历史，并不很多，这当然需要地方少数民族历史学家的努力，但这足以说明我们现在所想到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必然代表了多数人的共同记忆。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做类似的考量，法律的主体是什么？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群体，历史学之所以被归为人文科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法律无法脱离于人独立存在，也不可能被置于其他主体之上，比如人们可以要求自己禁止杀猪，但是人们却无法要求猪不咬人，虽然在自然条件下，人们似乎握有操弄世间全部非同类性命的权力。历史的主体亦是人本身，既然如此，对于历史的定义，不管多长其实都不过分，实际上在现实中，越是复杂的定义越是有利于平民对于概念的理解，越是简单的定义，背后所蕴含的内容可能会更复杂，这样反而不利于大众理解历史的本义。

如果以文本性质的记录来看，历史无疑是对已经过去的事情的一种概括性描述，是伴随着物理性的时间而存在的一种人类主观意识对他们自认为有意义的内容的刻意的保留。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存在意义，是在于它有选择性，比如说我在讲述人类历史的时候，所谓历史自然指的是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比如生产力发展，比如战争、文字的演化。而某人拉屎用了几张纸，这是事实，也确实是过去的事情，但绝不是历史。——即便他是帝王将相，人们也许会认为皇帝的厕纸是什么做的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但是对于皇帝上厕所要擦几次，恐怕没人能说出有什么记录的价值。所以文本和人基于主观意识认可而保留下来的历史纪录，是真正存在有极强的人工选择性的。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历史有四个解释，分别是：

1、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地球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2、过去的事实：这件事早已成为历史。

3、过去事实的记载。

4、指历史学。

从历史的真实存在看起来，我们肯定更能接受其中第二和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和第二、三个解释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是否以人为主体，当然作为一本词典，这部书的解释看起来肯定是极其简单化了，所以如果不是把人作为主体，人们可能会认为第一、第二种解释看上去是极其相似的，尤其是第一个解释用了人类的历史这个现实词来做参考。

当然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习惯于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的指导，对于实事求是的要求很看重，在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照度显然是不够让一个民族内心光明起来的，所以像人类的历史那样的解释，实际上很容易就能直接忽视，要知道人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如此说，甚至要往上追无数代，这些历史显然不归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而属于古生物学了，当然说古生物学算是历史学的分支，这也不为过。

但是像现代汉语词典这几个解释，还是有不小的问题，第一个说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自然界毋庸置疑，本身就包括人类，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实物包含的概念，简单说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组成，也可以说仅仅只是一部分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社会这个词限制了历史的范围，这样，把一个无穷大的事物和有限范围的事物进行类比，这不具有可行性，事实上，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单独拿出来。并且这个解释也只是阐述了发展过程，而没有涉及到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起源，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界定，对历史来说并不是完善的。而在第二第三个解释中，简单的几个字，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被时间所遗弃的过去，换句话说，这两个词的解释，必然不会是包括了第一个解释的人类的整体在内，而仅仅是指如海德格尔所言“通过其精神的和形体的成就，文化的理念得以实现”的人类的过去，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实，实际上是指人类出现文明迹象以后的人类文明史，且是一种发展的历史。

应当知道，历史既然是依托于时间这个物理概念，那么实际上可以从哲学角度来考虑，我们的世界中的存在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只有过去和即将过去，以及未来，现在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时间只要在流逝，现在这个词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成了过去，这也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象征永恒的概念，即过去和未来，过去的一部分，就是历史。

上面我们讨论了许多，实际上还远远不够，但我认为在这种短文章里面来说历史是什么，还不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然而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本身还是代表了一种记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意味着我们对自身文明发展的一种强烈的追忆的价值需求，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问出历史是什么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大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们包括一些专业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仅仅只是在以其自身视野为大众提供一种参考，我也不建议大家盲信任何其中之一。

如此看来，这历史的延续也许才不会断代。

四 历史学家的责任

当然，历史是什么本身并不重要——这大概是逻辑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在过去的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它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否能让我们还原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便是戴着纱巾，也得看看厚薄。历史的美与丑这不是历史学家所要关心的话题，或者说不是主要的话题。所以这里还应该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都有哪些。

讨论这个话题，必然要引起一些争议，在不同的人眼里，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责任，不过基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我们要从一些历史的特征去理解历史学家的工作。我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出发：

首先，历史学家需要收集整理史料。

傅斯年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话形容历史学家的首要工作，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史料，所谓史料，在目前来看，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一笔带过，就是对着正史、野史这两种对历史的记述渠道要有所认识。

传统意义上，我们习惯把正史当作是官方认可或干脆就是官方编写的历史材料，而把野史当成是民间或者是一半的文化人编写的历史文献材料，实际上二十四史，以及很多记述某些时代社会历史的野史资料，从狭义来看都不是史料，也仅仅是历史学著作，但是从历史的本质看，既然以时间为衡量标准，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得以留存再来的物品，不管是文字还是实物或者记忆片段都可以称为史料，那么这些资料实际上也是史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前面提到，诸如撰写一部民国史，不会以已经成型的成熟的民国史著作为史料参考，但是这些内容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史料，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虽然文化审查制度比较严格，但是个人研究者书写历史也完全是合法的，所以不像古代社会那样，一部《明史》就专指张廷玉等人编撰的《明史》。

在古代，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人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描述汉代历史的书籍，他就变成了一个精通汉代历史的知识分子，但现在不会有人这么想，但是我们要研究古代史，却必须要先从这些基本的历史著作去阅读，这主要是因为古代社会信息传播渠道不够丰富，能够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有限，而这些成型的，比较成熟的历史著作，完全可能会成为一个时代唯一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所以在古代社会，一个历史学家要做的事，要比今天少很多。

古代虽然有金石学，但显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所以古代社会没有考古，也就没有从古代建筑、实物等历史留存的资料中去寻找历史遗迹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既可以很多又可以很少，这里的多，指的是在某些方面，历史学在今天已经细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建筑史、医疗史、科学史等等，那么一个研究这个专门分类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专业的历史研究的精神，还需要在人类历史中所保留下来的遗迹中找出与自己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尤其是对于研究建筑史的专业人士而言，因为这涉及到人类的最根本的住的需求，而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形制都不尽相同，所以一个建筑史学家可能要花上大半辈子走遍整个中国大地，寻找各种各样的古建筑遗迹。还有像一些新闻史、出版史的研究者，要知道新闻媒体的发展，各个省份有各个省份的不同资料，书籍出版更是如此，更不用说一些民俗史家。

尽管如此，如果一个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的主要工夫是一种断代史，那么通常情况下，只需要掌握其足够的文献资料就可以了，这个程度上的劳动可能要比一些细致的专门史家要少一些，但是也难免会涉及到要去各地探寻一些考古资料，我们甚至可能会看到，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其研究生涯中的一半都会花在研究之外的行程中。学术本身虽然严谨，但是历史学的写作却可以以平民化的言语进行，可就是说，当我们撰写古代历史著作，尤其是涉及到远古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以繁体字、竖排这样的模式对书籍进行排版，这样纯粹是伪装，虽然作品具有了表面的严肃性和学术水准，但是大众看不懂或者不容易阅读的作品，其传承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历史研究者与历史作者不同，《明朝那些事儿》具有对普通读者的历史普及性质，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缺乏一些严谨性——大众可能从其某些幽默的语言中了解一部分文献记载的明代历史现象，但是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否恰如该书及其所引资料所言，恐怕就需要更深入研究了，所以这书里的内容虽然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过去人们对明代历史的误解，却也会有些内容终究没有能说到点子上，根本原因是作者毕竟没有像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那样进行历史研究。

现代历史学把历史史料分为一手、二手等，我们现代看到的二十四史，可能连二手资料都算不上，但因为古代历史资料的稀少，所以这些书越是早，越是会被认为是可靠的，而越是后来的历史著作，反而因为其编著需要动用意识形态机器操弄之下的国家政权机关，所以越不会被人信任，越是需要寻找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史，免不了要拿出《诗经》作为一个开端或者类似的东西，但是诗经中的语言体系，虽然我们将其解释为大众语言，比如一些民间诗歌，但是毕竟诗歌不可能按照文言文的传统认知那样简化，所以诗经这本书中所收录的内容，一定是经过作者从通俗化的语言，缩减，优化成我们现代看到的文言，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我们今天的民间歌曲，比如山歌、情歌等，也绝不会先就编号一个押韵的东西，但流行音乐歌词却需要押韵，所以要是把这些民间歌曲加入流行音乐或者改制为流行音乐，肯定不会直接使用原音，那么必然会造成原始研究资料的变异，像《诗经》这样的作品，虽可以说是先民们朴素的情感表达，却也因为需要配合文言文的规范，而失去了原本的意味。

所以现在历史学家要做的首要工作，必然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他们需要研究的内容的那部分史料，一个历史学家只有手里握有丰富的历史资料，才有可能说对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有足够的把握，否则我们坐在这里空谈，完全就像是在闭门造车，要变成篡改历史的罪人了，大众虽然痛恨伪造，但是伪造的东西一旦具有历史价值，伪造也不成为问题了，所以即便我们知道在古史文献中有很多史料是伪造的，却也不敢轻易否定其价值（我个人可能是个例外），因为理论上事情的变化是多样的，很多不合理的事，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思考的逻辑性太强，所以把一些问题想得复杂化了。

简单的例子，就是古代社会中所谓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把古代社会的礼教制度作为一种吃人的象征，但是这种吃人的象征，并不一直都是如此，比如人们可能会认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中，普通人会不被允许穿黄色的服装，不要忘了这种规定只适用于礼崩乐坏之前，以及一些王朝的开创时代，当社会出现因为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社会道德腐坏现象时，这些问题往往不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僭越逾制往往会出现在一个王朝将要衰败的时期，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由于上层社会的腐败，疏于对社会实施严格控制，对社会上偶发性的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失范行为不再像朝代初设之时那么重视礼制，外加上普通大众基本上都有想要称为上层人士的愿望，所以大众在一开始会出现偶尔的逾制现象，当发现很少受到社会的辖制之后，便会促使人们热衷于从事这种违反制度但并非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上古社会经常有诸侯逾制用礼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对历史上的某些制度采取一以贯之的思考认知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些观点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错误现象。

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史料来作为参考，我们可能对历史永远只有一种认知，而不是从多元、多角度方面去进行研究。这是不利于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恰当把握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现实中很少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历史资料，所以虽然我提出了历史学家的第一个职责是要收集整理史料，但这不是一时间要做的事，而是，只要在研究历史，就永远要在做的事，也就说，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部分工作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哪怕当你出版完了你研究对象的那部分著作，你也可能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甚至一辈子都是如此，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需要认识到哪些资料具有历史价值。

基于这种现实，我对于现在流行于互联网上的某些年轻的历史文化博主感到不是很理解，照理来说，这些人大多数都只是历史爱好者，所以不会去主动收集史料，而是会选择性从已经成为经典的历史作品中去寻找自己需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资料收集，但这些资料既然已经成为历史著作，那么相对而言，就已经是成为某些理论的片段资料了，可能算不上是史料，这样的解读历史，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历史的真实性，将会造成的一定的阻碍，同时也使得一个人完全变成了一个复读机。

其次，历史学家需要辨别史料。

光是会收集史料，这还不够，我们说史料，如果严格说，任何东西都是史料，因为只要能保留下来，就是见证了时间流逝的历史的资料，但我们绝不会认为路边的一块石头足以成为证明某天早上有人在这里摔了一跤的证据，所以史料需要辨别。第一是辨别史料的真实性，第二是辨别史料的价值。

从辨别史料的真实性来说，这个几乎是每个历史学必备的一种素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于自己想要研究的历史内容，在史料方面不进行真实性辨析，而是直接拿来就用，那么这个历史学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这样顶多算是一个文化学者。

最根本的原因是历史本身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的东西，既然如此，要想从历史中归结出一些对当代人有益的经验，就必须要从真实的历史内容中去寻找答案，编故事人人都会，现在即便是人工智能都要比人编的好，所以当我们面对正史、野史这样的不同史料的差异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从谁会涂饰太厚，谁没有政治压力，就认为谁可信，谁不可信，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说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听到最多的理论话语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实事求是”有深刻印象，因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套说辞，其实何止是要说，更是要实践，这样马克思所谓的一元论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才具有大的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历史学大家，如郭沫若、吴晗等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难免会参照野史资料，他们虽然是大家，有时候也不会去考量这些野史资料真伪，而是捡一些可能会有利于加强其某些论断的史料就放到作品中，这是需要辨别的。

满清对中国学术的一大贡献，是迫使一大批受制于文字狱的士人们不得不转向研究一些琐碎的，风险不大的历史资料，比如上古历史，但也正因如此，促进了考据学的发展，发现了很多历史上被认为是真实的文献，实际上却是有很大伪造痕迹的伪书、半真半假的资料。这些考据学的发展，一直到近代接触到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才促使我们更加深刻而严谨地去考虑我们以前对自己的历史的认知是否存在差错。众所周知的是，在 20 世纪初期，民国那几年，中国历史学界由顾颉刚等人掀起的一场古史辩运动彻底将事情的走向推入了高潮，这种历史观念认为，中国上古的历史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后世伪造的，这对当时的历史学界和整个中国文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想办法去批判古史辩派做出的结论，不过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上古历史资料，大部分都集中在文献中，而很多早期文献被证明具有伪造的痕迹，那么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于是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遗迹材料，但显然由于能力有限，外加上没有能发现足够的材料，一些历史资料无法得到验证，古史辩的理论，尽管被证明有些是错误的，却也无法完全将其视为胡说八道。

如果人们能够充分理解演绎，就应该能明白，只有在大前提和小前提都为真的情况下，结论为真的命题，其真实性才是不可动摇的，在历史研究中，人们通常无法确保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真实的，但由于需要对历史进行书写，所以需要用虚假的前提来为自己正名，这就是不辨史料的根本原因，也就是造成一些历史学家丧失职业道德的一种基本解释。要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从它成为历史到被重新复刻到纸张、文字之中，必然要经历人的意识再加工，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收集的史料是多么原始，甚至比如由皇帝亲批的奏疏，也并不能就此反应整个国家的历史面貌，而仅仅只能作为一种片段的记忆。所以，对历史材料的真实性要求，实际上是非常严苛的——如果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主观评价，是基于我们对于错误历史材料的运用，哪怕这种运用再怎么娴熟，也可能会对我们造成误导，甚至严重影响我们对于现代社会构成的理解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相关思考，尤其是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地研究和书写历史，是政治上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人这种动物，堪称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善于制定规则，却又最善于打破规则，比如被一些人力捧的清朝时期的历史研究者赵翼，此人有一个经典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当看到别人写历史的时候，他说最反对用野史去考据、修正正史，但是当他自己要写历史的时候，他又大量使用野史，来作为某些历史小品的参考。研究历史者会越来越发现，当时代越是进步，可供研究的历史话题会越来越少，尤其是当大众历史学研究者不断涌现的时候，如不采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新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变得平平无奇，这在古代一些学者当中甚为常见。在这种需求的促动下，文化人们不得不收集一些散布于闾巷草野之中的异闻录、鬼神谈、传奇故事来充实自己的历史创作。当然他们是一定知道通过自己的再次创作，这些故事、奇谈之类的东西必然会引起更多议论，只要有了这些议论，他们自身就能获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这就使得要还原历史真相变得极度艰难，这些历史研究者非但不是有功于历史，反倒是有罪于历史。

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对于历史的认知并不充分，大众有时候并不认为做到绝对真实就是历史的全部，换句话说，普罗大众对历史的兴趣绝不是那些历史真实发生过，而是这些历史的趣味性大不大，大众不具备验证历史真伪的责任，也不会真的去研究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大众口中的历史，绝不是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如果历史学家用一部《甄嬛传》去考据研究清代皇帝的后宫斗争历史，恐怕会落人笑柄，但对于大众而言，这些内容再怎么脱离实际，只要主体框架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内容就足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经验积累的有利的武器。

当然辨别史料，其中往往有多重含义，辨别伪史，比如说辨别哪些历史记载的书是假造的，还有辨别伪事，所谓伪事，指的也有两种意思，就是伪史书籍上记载的是内容，这些东西当然免不了造假的嫌疑，但正经的非伪造的史书、史料，本质上也未必全都是真的，这同样需要辨别。当然后者要比前者难多了，我们知道分辨一个假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东西要是有真有假，真假参半，七句真三句假，要从中挑出真的，分出假的来，恐怕就很难，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困局，因为在现实来看，有很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资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彻底肯定，同时也不能彻底否定，于是历史学家们的写作空间和文章的引用论据就多了，就像历史上某些人说了一句话，既可以这样理解，又能那样理解，这本身和文字的多义相关，另一方面又和我们对于权威的依附有关，所以历史学严格来说无法成为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拿着一个化学符号、一个公式就能知道所表达的公理和化学反应是什么，也正是基于此，我才会说历史之中不存在某些普遍适用的规律，只有我们人为总结出来的规律。

前面我提到了关于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伪书、伪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在我阅读一些著作时，我看到有些人，比如甘阳、刘小枫这样的研究者，在说这个事的时候，就说：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⁶——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想，怀疑西方历史的人不少，但问题是，中国人要解决的事是中国的问题，西方伪史的存在，即便是事实，理论上来说也该让西方人去解决，现在西方伪史界的声音频繁出现，把辨伪这种行为说成是受西方影响巨大，甚至直接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了，这反而会让人觉得是想用西方伪史吸引大众注意力，转移大家对中国伪史的关注，进而利用大众对这种西方的关注，使人们忘却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虚构和虚假的材料——不过如果我们用怀疑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恐怕我们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了——何况我们现在的立国理论思想体系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的研究对象就是西方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们普遍对西方历史不信任，也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进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恐怕会对我们的国家、政治、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这里面考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如果我们用严谨来要求历史学家，那当然是应有之义，但是即便是再客观、公证的历史学家，终究也免不了要从前人留下来的真假难辨的史料堆里去寻找研究的资料，所以没有真正能够准确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而只有尽最大可能还原较为接近的历史真相，所以在历史角度来说，需要一个负有责任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最根本的是要尽最大可能，把真正的史料找出来，而剔除造假，虚构的史料——当然这些伪造的史料并非没有史料价值，因为造假本身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所以研究人类伪造、虚构历史的历史，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三，历史学家需要根据史料勾连历史的脉络。

要知道，历史的线索并不总是连续性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中国的文明连续不断，但历史的书写确实有缺口，这种缺口形成因素很多，最根本的是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料来弥补这种空缺。当代社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当我们研究出一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分特殊场景的。

现代社会最反感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的存在，正是因为疯狂利用了不靠谱的传说、野史，导致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进而形成了一种对历史抱持不敬的态度，事实上，虚无是一种形式，虚构——也就是凭空虚造，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虚无主义，从本质来看，虚无是借某些历史材料来否定历史事实，而虚构，则是通过另一些历史材料来捏造历史事实，从危害程度来说，虚无的破坏力远不及虚构，比如我们站在儒学的视角去研究历史，我们就会希望上古的帝王，是符合儒家道德思想的，所以我们会认为上古帝王时代是社会风气极佳，人心安定的社会，因此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每当时移世易，人们总是会说世道人心不古之类的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孔子等人编撰的历史材料的影响，试想一个上古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人民为了生活是很难践行所谓儒学道德标准的，所以实际上可以人为像儒家所言的三代的历史，基本上都存在着虚构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上古的历史，该如何认识？

这些问题是需要历史学家运用史料去串联研究的，中国历史上对于神话传说，我们似乎认为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历史资料中，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却是越往后越丰富的，尤其是在秦汉以后，出现了大量诸如盘古之类的神话故事，这种现象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需要我们从史料中寻找答案。但是史料本身并不会发声，所以需要历史学家去进行联络，这种联络，实际上是要寻找到不同史料之间的关系，历史的价值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而要还原真实，是需要用尽各种手段的。

不过要明确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的脉络，并不意味着要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到某些规律，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因，造成一个历史事件甚至多个历史事件的果，如果去除善恶与价值判断，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分析出何以此因导致此果，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根本结果是输出一份基于当代历史研究者的语言和价值观的著作，自然这部分带着现代眼光的解释和对历史的重塑，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历史的延续。

历史的书写有一些特殊的规律，比如当我开始撰写明代历史的时候，要从元朝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元末时期的国家形态、思想文化方面着手，去先叙述元代统治的衰败，然后引出全国各地的反抗运动，然后再把目光放到对各家反抗军领袖的书写，最后再引出明代的缔造者朱元璋的故事。当然我们在叙述的时候，会从他的出生开始写起，这个时候，正好是元代中后期。这就是一种对历史脉络的连接，实际上只要是正规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这样开始的，也就是说，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只会研究历史上的某个单独的朝代的历史，但他也一定要研究自己所研究的朝代的前一个朝代和后一个朝代，所以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承前启后的。

但是也应该知道的，历史研究的价值是要将整个历史做一个串联，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是要营造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历史的传承是有价值的，而不仅仅只是片段，比如当我们发现甲骨文存在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应当还有一种更早的文字，当然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未必是文字，应该是稍微不如甲骨文的刻画、图画之类的创造，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发现，所以目前的历史研究早于甲骨文之前的一些书画、刻画，尽管有些专家认为可能是文字，却无法得到一致的认可，这是因为早期的文字书写必然没有太多的风格定势，人们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结人类社会的演变经验，也就是说，人们会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某些历史发展的方向，比如文字的演变，一般都会认为是先从图画开始，然后慢慢演变为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等，然后再演变为表音、表意的文字，如果一个已经被成熟运用的文字存在，那么它之前，如果没有其他更早的文字的雏形出现，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尽管没有像现代文字这样发达，但也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脉络。

考古学家们把埋藏在地底下的古文字发掘出来，历史学家就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串联，比如当我需要从甲骨文、金文和钟鼎文里面解读某个商周时期王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我就应该要拿到当时所有记录此事的文献——就目前来看就是各种青铜器和甲骨，但这种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理解，很难，地下埋藏的宝贝多而又多，但能提供给历史学家的文献却很少，其余的内容，既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只能从实物的角度去看，比如当我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使用了某些方法浇筑的时候，我就要研究这个青铜器，然后才能下结论，像失蜡法这种青铜器浇筑方式，如果不是出土了造型极其复杂的器物，估计大众很难理解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好处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个涉及到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的实物，实际上就是对文献的补充，相比于文献记录，实物的价值显然要更大一些。

我前面说到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之一是收集和分辨史料，但是历史书写并不简单的是史料的拼凑，比如说我把一堆原始资料放在书里，这本书就可以是某个时段的历史专著，这样这部书反而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会认为，作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对史料进行一定的分析判断，并把某些资料进行联结，但这种史料的联结，需要依靠历史学家足够的专业水平——我不是说对历史资料的敏感性，这当然是其一，我说的是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史料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要如何看待这些史料，这本身就涉及到历史学家对于价值观的判断。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让我们试想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并没有对用善与恶、进步与反动、黑与白来划分人类显示出太大的兴趣的话，他是可以被原谅的；况且，我们很难说道德上的义愤不会对扰乱一个人的判断火上加油。然而，如果这位历史学家不论个性还是私下里有他的好恶，而且仅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有极大的热情参与他所描写的游戏，这也无可非议。人们甚至会乐于看到他以情绪化的笔触将自己的偏见传达出来，因为这样的话会使他的著作读起来增色不少，饶有兴味，条件是当他以这种方式迈入这个舞台时，他承认自己是在进入一个充满偏见和纯粹偏好的世界，并且他不想以权威的口气说话。

这里实际上描述了两种历史学研究者，我认为前者似乎可以称为合格的历史学家，这是因为他们能够从恰当的研究态度出发，对历史的资料进行适当的梳理和联系，进而毫无其他影响地研究历史，并给出历史所能给出的价值意义，而后者，似乎更像是一种文化学者，爱因斯坦曾因为提出了光速不变的说法，而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现在看起来这种侮辱人类精神价值的纯粹的荒谬政治判断，就是一种以意识形态评判自然规律的诡异的尝试，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选择怎样的态度去认识历史资料之间的联系，以及史料本身，就是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对客观真理进行考察，客观真理是不变的，但是人对于客观真理可以有各种假设，如果较真的话，未必能说出其错误的方面，说到底包括历史在内的各种学术，服务对象还是人本身，所以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以主观的某种判断代入自己的研究中去，未必应该是不对的，但这种行为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后果，甚至有可能带来历史著作的价值损失，也就是说，当历史研究者人人都能以自认为准确的价值观代入研究时，那么一本历史著作可能会没完没了地出现修正版本、新版本，当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历史的价值就变淡了。

第四，历史学家需要撰写历史作品，以保留研究成果。

一个历史学家，既然是当了历史学家，就要有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一般的论文，都是证明其学术能力的证据，我们说，人对学术进行研究，根本目的肯定不会只是为了玩玩，更高一层还是希望大众能够认可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历史学家的作品应该多出现，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学术的要求，更是为了满足大众对于知识的渴望。

如果研究中国史学史，应该会发现人们对明代的历史研究有一个说法，从明代本身来说，当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朝廷对于本朝的历史并不是十分重视，包括前朝——元代的历史，在一开始就编的很混乱模糊，在明代，真正由国家编制的本朝历史，《实录》是唯一可以称得上正式的历史资料的东西，但是这个《实录》在明代中早期以前，都是由皇宫秘密收藏，并不对外发布的，且每次写完，其底稿都会被销毁，我实在是看不出来，皇宫有将其流传于世的打算，按理来说这些内容应该也都是一些皇室家族的族谱那样的作为家族流传之物。其他的资料，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档案，所以明代的历史状况造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局面，就是国家或者官方层面的历史编撰活动几乎没有，而历史的传播大多数都是流传于民间，这就是明代历史中存在大量野史的基本原因。

实际上明代的皇帝们并不是不想编写官方的史书，只是这些念头虽然有时候会付诸讨论，但根本无法实践，比如像明代一些地方野史出现以后，有人以各种理由要求禁止野史，但是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都没办法，只能是不了了之，这导致了更多的一些不靠谱的野史资料在民间大肆疯传，而这些内容正是构成当今我们的明代认知的基本材料。

在野史问题上，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持有双重标准，这种标准会根据一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表现在于，当我们身处于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对于历史的书写，要求往往和古人不同，当我们说古代的野史的时候，人们会说野史不受官方控制，能揭示一些官方不说的事实，问题是，野史大多数都是民间书写，让一群不了解宫廷的人去写宫廷故事，恐怕多半都是道听途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说野史的时候，我们认为今天的时代有野史吗？当然有，这些年备受官方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说法，不就是野史么，可是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些被官方打上历史虚无主义标签的野史记载，说的就是官方不能说的历史事实吗？——更何况把野史打成历史虚无主义的恰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而是官方的理论家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史失求诸野”的说法呢？

比如当年在文化界流传着一个关于鲁迅的段子，说某些人表示，如果鲁迅活在新中国，要么闭嘴要么坐牢……这个段子多少人信以为真，成为一个经典的抹黑官方的例子，也许是过于经典，以至于后来即便有媒体辟谣，我们也没有办法使其彻底消灭，还有一个例子，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一直都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面，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在历史教材中写入这个历史事实——后来也有媒体辟谣了，举出来的例子还很充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两个例子今天随便拿出来，都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用人们分辨史料的标准，十足的野史，但我决然不信会有哪个真正有学识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两史料拿来举例说——你看我说得没错，野史就是能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东西。

但是理论家们学聪明了，他们说今天社会虽然有官方的历史，比如统一编写，然后送审的历史教材，但却未必严格区分正史、野史，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历史本身是不应当受欺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留下了足够的作品，恐怕很多话题更难以说清。我们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即便采用了求真、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严谨的态度，也免不了会产生一种惧怕，惧怕用一套标准来衡量古今，这很好理解，虽然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不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但是当谈到古代社会时，那真的是仿佛有杀父之仇一般，用现代的眼光对古人做极尽严苛标准要求之能事，如此也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历史研究者。

写作是一件好事，这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更是为了训练人的思维逻辑，在历史方面，历史学家们收集整理史料、分析研究真伪、如果最终都没有形成作品，即便再怎么努力，估计也没有什么意义，应该说不是估计，而是注定无意义，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可以没有作品，因为哲学家们会和亲朋好友通信，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些也会写诗，写点文章，重要的是，即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只要人们能写出来具有哲学思想的文字，我们也多半会认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哲学思想，但这不适用于历史学家。

要知道，现代历史研究中，开发出了很多新的门类，主要是因为现代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再跟着以前历史走向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角度去看待和解读历史，而是把目光更多聚焦于非官方的、民间的片段叙述，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一些野史资料，只是相对于古代的野史而言，少了很多传奇性的东西，以口述史来说，几乎就是对一个人实施的专门的采访，所以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主要史料之一。口述史这些东西都是片段的，需要历史学家整理记录，只有经过历史学家们整理记录下来，历史的观察维度才会有一个更多元的视角。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从现实角度看，如果人们于自身有记录和展现的愿望，那么这话是不假的，因为从历史的本质来看，无非就是我们认为的一种无法重现的过去，那么一个人类种群可以有历史，一个单独的个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历史，至于这个历史是否有价值，这也许还得取决于个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同，所以很多人在晚年的时候都会支起笔来写回忆录，这些内容的存在，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可供研究的意义，零散的个人的历史再整个历史概念中来说也微不足道，但这些内容的存在却向世人证明了此人的真实存在。

历史的写作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学术水平如何其实并不如思想性重要，在很多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真正具有价值的是历史学家想要借助作品所传递的那种历史的思想是何样的。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者们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学派，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真实，如实记录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历史，但这样的话，不管任何历史学家，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那几乎都能研究历史，写出来的内容也将没有任何差异性，我们可以发现，同样一部中国通史，有这个版本、那个版本，甚至有港版、台版，海外版，但为什么偏偏只有几个版本的，也就是少数几位作者写的中国通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根本在于不同的历史学家所采用的叙述方式、思想性有巨大的差异，历史教科书必然是相对枯燥的，大众历史读物，近年来是越来越将趣味性融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研究者的身份，逐渐从中老年迈向了青年学者，所以人们在写作方面，也开始尝试使用新兴的语言组织，这本身证明了历史研究具有时代进步性——历史本身不一定。

学术研究有一定的特性，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讲究要做到绝对或者将近绝对的真实，客观，理想，这本来也应该用在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上，但是像一些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带有极大的区域性、民族性和国家性的，甚至本身就具有研究者的主观价值，人文社科类学科，其存在的价值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研究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之间可以有不同，然而科学公式是固定的，人的理论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学科中，历史学是最为自由的那一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和解释，需要依靠历史资料，但如果一个人凭空捏造一段历史材料，且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受到外人的质疑或者虽然质疑而没有证据反对，那么这个材料就会成为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说对与错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这使得历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保留下来的著作将具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写下来，即历史学家要保留自己的思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历史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片段是无穷大的，这些无穷大的碎片叠加在一起，不管多少都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对于某个时段的叙述，所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是互补的，如果单独拿出一个来，都是某些笼统的叙述。

我们知道研究古代历史，不可能仅仅看看二十四史就完了，二十四史本身已经是一部部大头巨著，而真实的历史资料却又隐藏在更加复杂，繁冗的地方志、文人文集、著述等相对零散的资料中，这种情况下，想要全面地使历史不中断，而有序，那么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应该得到重视，历史学本身不应该被观点所左右，但是历史学家依据自己的喜好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这是难免的，从保护学术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终究说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这是一种传统，并不单单是某些人的独创，西方历史学家要做的工作比中国历史学家少多了，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历史的哲学层面的理论，而中国历史学家可能皓首穷经却也未必能看完一个朝代的史料。

所以，永远会有新的历史作品出现，这是因为人们对历史的研究永远只是一个片段，从这个片段，连接到那个片段，可能要看好几个作家的作品，这里面少了哪个，都不能说是对历史有全面的认识，事实上人也不可能对历史有十足的了解，我们总是认为，按照历史的文本去解读某个人物，我们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某些研究者，对明太祖朱元璋重惩贪官的现象很不爽，说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老朱的心理问题，只可惜大半是哗众取众，然而却也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

五 历史书写的控制

我们谈到了历史的问题，那就难免要说历史的书写，事实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撰写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是文学家，但是文学家如果研究历史，两者的作品肯定会有一个文学价值上的差异，把历史作品写得具有文学价值，这对于历史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历史学家最注重的并不是书写的文艺化，而是历史的真实性，所以真正对历史产生价值影响的，必然是我们对于历史书写中那些外在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做到对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坚持做到这样的标准，而是从一开始，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然后才是历史学家，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中，其早期受到的教育，会对其未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其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历史理论影响，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学家，也多半会受到西方历史理论流派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历史学家是记录历史的人，倒不如说是解释历史的人，在理论中，要对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必须要基于正确的认知，这种认知的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也就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客观的角度，但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价依据的就是历史学家的自身价值观的认知。

我们知道古代很多历史著作都是史论结合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历史学家既要记录历史，又要对这段历史进行评价，那么就不得不先考虑他们著作历史作品时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评判一段历史评价本身是否客观，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标准呢？恐怕不然，大多数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首先就具有自己的喜好判断，否则断代史就不存在了，当一个历史学家决定研究某个朝代，比如秦代历史的时候，他首先肯定是对这个朝代有一种喜好，这种喜好可能是因为极度喜欢这个朝代中的某些皇帝，也可能是极度讨厌这些皇帝，有可能是喜欢这个朝代的社会政策，有可能是喜欢这个朝代的文学作品等等，总之，只要有研究断代史的现象，历史的书写，就具有价值观的善恶倾向。

但我们注意到，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我们都有很大的胆量批评古代史，但是对当代历史的批评性研究，很少，或者干脆就和官方的宣传保持一致，这是十分考验历史者是否是纯粹的历史学家，或者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的基本标准，你看，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批判，总是说，其统治不好，官方腐败，民众暴动等等，这些现象在当代未必没有，但是人们却不会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史学家们研究，所以理论上我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不适用于当代史的研究。

在针对古代历史研究中，某些帝王涉嫌监督、修改历史著作的时候，会认为他们篡改了自身的历史，导致历史研究出现问题，影响到了正史的可信度，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对当代历史好像并不在意这些现象，似乎现代社会的官方的或者说经过官方评审的历史教材、著作，都没有被修改过，完全是百分百真实的——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真的这样双重道德标准，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就需要被怀疑了。虽然我们在政治理论中经常会谈论到实事求是，我也多次说过对历史书写的实事求是，但是要歪曲，也不是很难，最常见的做法，并不需要控制历史学家，而是让历史学们自以为自己在撰写真实的历史，比如他们的参考用的资料——新闻报道，都来自宣传机构的精心加工，在古代，人们会认为帝王干涉修史过程，导致了历史书写对当时帝王的美化，这种毕竟还不算很高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以一种统一思想的方式进行舆论宣传，那么宣传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就无法辨识，对历史学家而言，这些现象反而会造成历史学家们后知后觉地错误地记录了所谓的历史。

意识形态，也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一种对三观，实际上可以潜移默化地从多个角度对我们产生影响，进而对一些群体形成共同记忆的塑造，历史研究对现代政治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要被用在某些方面，这是现代政治不可避免的一种对历史的利用手段，比如针对少数民族，要在历史上加大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而对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甚至血腥事件、战争，如果基于政治立场考虑，是不得不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谴责主体民主的，否则容易使少数民族产生不满，进而催化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一些分离主义倾向，从政治角度上说，可以作为一种考量，这也是历史不得不屈服于政治的表现，不过历史的真相，始终是在那里的，至于人们是否应该知道，我想大众应该都有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即便是古代的历史作品，大多数也并不能说非常可靠，这是基于一个现实，就是多数古代历史作品都是由受儒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书写的，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野史，如果我们看各地的地方志，就更加明显了，应该能看到所有地方志的编制名单中，大多数都是一些庠生、廪生之类的生员，这些人所受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儒学教育，在地方上，古代有社学，每年农闲时节，学生在社学中学习，熟悉儒家知识和礼仪，一个人从小到大受到的影响都是儒学的影响，那么从这些人手里写出来的历史书和对历史的分析批判，甚至是直接谈论历史本身的内容，就免不了会受制于其教育体系中影响至深的儒学影响。所以即便我们能对正史和野史有一定的认知，但也难免会跳入到一个儒学体系的历史书写的牢笼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史的脉络实际上是一个儒家的中国古代史的脉络，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所有的中国古代史，基本上都不能代表一个全面的中国古代史，这导致我们不管怎么看我们的历史，都只是一种片面性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问题，历史研究中，根本性的问题是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人类之间的历史往往蕴含着很多黑暗的过去，这意味着当我们要如实书写历史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对某些人的过去的如实描述而导致这部分人的后代的不满——凭什么你们都是受害者，而把我们的祖先写得那么差劲？所以再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的意志并不是必然坚定的，需要考虑到，如果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受到不合理的或者单一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自身所在族群的族群政治精神的影响，比如一个少数族裔的历史学家，那么他们在研究自身历史时，多半会对历史有一种新的阐述和解释。

我在开头说要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去书写历史，但是现在，我又会说，历史书写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和理性，这并不是矛盾的，简单看，历史的书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但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更专业，和更多，之所以大众无法比拟，是因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历史书写并不简单只是把我看到什么就写下来那么简单，人的视角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的视野的深度而产生不同的记录，所以像口述史这样的新兴历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要区分某些因为时间因素造成的历史的遗忘以及口述者自身对自己的美化，这需要有独到的眼光，且口述史更难创作，这不是说口述历史的分辨困难，而是某些口述历史的内容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意，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时节，是一个大的社群，你可以生存，你的对手也可以生存，所以当你的对手读到你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对过去记忆的复现，可能引起这些人的反对，这是很容易造成矛盾的，有这种现实所引出的问题将会是我们要如何面对人因为某些时候可能出现的集体性的记忆混乱而导致的历史的错误记录，我相信这个事情是无解的，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说，历史虽然重视求真和实事求是，但若是求真和实事求是影响到了政治发挥其协调大众生活的功能，历史真实就要为政治进步等种种潮流进行让步。

这些典型的对历史书写的控制，实际上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试想，同治回乱作为晚清一场关注度不是很高的政治事件，官方的历史和民间的历史书写有极大的差异，为了美化这场战争，把回民和汉人之间的血腥暴力的冲突，笼统囊括为对满清统治的起义，进而忽略了回乱导致的大量汉人的无辜牺牲，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来看，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但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这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正确的要求——明清所谓鼎革之际，抗清的我们先说他们是英雄，帮助满清入关的，打败明末起义军的那些人，又说他们是英雄，这种历史观何其古怪，这就好比抗日的是英雄，投降当汉奸也是英雄一样，毫无道德底线，但这种现象，又是当代历史书写的常见的一种形式。因为当初的回民、满清的旗人、满族现在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从政治角度考虑，需要照顾这些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历史本身需要被掩盖和遮蔽一些内容，但这是基于官方的立场，我并不推荐正经历史学家这么做。

因为这些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如果历史学家们持有这些看法，可以说是忝列其位，有时候人们会发现历史学家这个职业在大众之中并不是那么讨喜，因为就现实情况看，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一些黑历史，比如殖民史、侵略史，如果现代国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这些历史书写也未必能尽然客观，试想，英国人会如何看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对外侵略行为？当今的日本又会如何书写其侵华历史？所以尽管我们再努力尝试让历史复原其本来面貌，但是多方位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历史学家的生存状况就很艰难，要知道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可，也并非是完全以自己国家的标准为标准的，专制国家的知识分子向往自由，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何尝没有几个是渴望专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