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过我的文章，人们可能会知道我喜欢打打游戏，看看一些新媒体的文章，有时候会在知乎上逛逛，这不，偶尔在订阅号上看到一篇推文，文曰“张轲风：今日学术十弊”，打开这篇文章，确实是令我感到某种痛切，以及对当今学术风气的担忧，不过在张教授的文章里，我有些内容也是不敢轻易苟同，所以在这里，就当作是牢骚太盛，发几句谰言，权当是无聊取乐之用。

不得不说，张教授不愧为是大学教授，说出的话来都是有学问的，也有道理，你看比如说点出了学术沦为私人用具，研究生扩招、滥招的问题，以及结党立派，树立禁区，搞八股文等等，这些内容不得不说是头头是道，听来也颇有道理，不过这文章写于 2007 年，离今年已经是 17 年之久，今天的问题发展起来恐怕会更加严重，这不用说别的，就是到知乎上面逛逛，也时常能见到一些不辩真假的吐槽，当然我要说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我对张教授的前两个问题有些疑问。

第一个问题，张教授说是学术路径的西方化。

这里面分了三个点，我们一个个地看，具体来说，首先张教授认为学术界以西方理论著作替代中国传统的圣贤书，甚至成为中国学术的指导，这不好。

张教授说，其中最突出的是认为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以及是否可以将中国的郡县制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最基本的两个点，奴隶制、封建制的社会分期，最根本原因是多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界，为了迎合马克思对整个西方历史的分期，而生搬硬套把中国历史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进行强制划分，因而在中国历史中，只要谈到先秦三代，我们总免不了要谈奴隶、奴隶制、奴隶主阶级等等，这些词，都是当代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从当时的历史去看，是不是以这样的概念去称谓古代社会就是适当的，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虽然我也不认可马克思的对社会历史时期的分类，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所谓西方理论替代中国圣贤书的问题。

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圣贤书经过长久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地融合外来思想和文化之后的产物，谁也不能说中国古书中就完全屏蔽了外来文化的嵚崟，更何况，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沦中，这些所谓的圣贤，恰恰起到了很令人难以忽略的负面作用，所以就我们的立场看，一方面古书自有其价值，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是要发展的，同时也是需要互相借鉴的，试想如果当年传教士来华带来的数千册外国书能够在中国得到完整的翻译出版，中国的文明以及文化，在今天又会是另一种样子，甚至可以说，很有可能今天我们的文化又会带上很浓重的基督教的影响——毕竟明末至今也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一个异族入侵、剃发易服、屠杀无数、大搞文字狱、文化禁锢、思想束缚的满清统治不过二百余年，中国人就被彻底影响，不要说设使没有这一层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

张教授大概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张教授显然是主张在研究古代史的著作中使用古代人常用的概念，比如他说到——事实是，传统的中国社会，有“王朝”而无“国家”；有“百姓”而无“市民”；有“夷狄”而无“民族”；有“治所”，有“城”，有“市”而无“城市”。 这个理念其实不错，但是从张教授这些话里面看得出来，其实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并不感冒，所以在奴隶制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有看法，当然我也和他有一样的看法，只是在这里，当我们谈到传统社会时，是否应该确定某种标准，如王朝、国家之流，你说古代有王朝而无国家，那么如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陈述“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所谓中国又是什么呢。

如果古代没有城市之说，《毛诗序》中所谓“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这一句《诗经·定之方中》的序，其中的城市二字该做何解，难不成非要说成是城和市的结合？事实上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永远没有对的，所以很多人会有这种研究习惯，即一些知名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用繁体字阅读古文献，在其写作的时候，往往也会用繁体字写作，问题是，如果我们看到你在研究古文字的历史，那么这个倒是其次，但一些平常的历史著作，也有可能出现繁体版本，这在我看倒是尊重所谓的圣贤了，但你这样又何其可称为对读者负责呢，按照张教授的看法，似乎我们现代的学术逻辑都不应该使用现代的用词，数学又如何，古人用大小写的汉字书写，莫非今天我们要回过头去，为了圣贤书，而让孩子们用汉字书写公式吗，这样姜萍这样的例子将从何出？

要知道的最根本的是，中国文化虽不然全是儒学的文化，但中国的圣贤却多半是儒家的圣贤，所以中国的古书很单一化，秦始皇焚书坑儒，与其说是坑儒，倒不如说是帮助了一帮儒生，将某些与儒学敌对的书籍也都付之一炬，这就为儒学的创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甚至可以说，正因为秦始皇的一句“可”字同意了李斯的进言，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畸形而一家独大的内部文化霸权式的发展，导致即便明末出现了根本性的儒学转变，也还是要把阳明极其子弟纳入理学范畴。这也就是造成今天我们对古代书籍尤其是一些圣贤书籍需要辨伪的重要因素，根本原因是，从儒学的角度看，儒家历史上的人物实在是过于完美了，不管是儒学视角描绘的先秦人物，还是后世儒生对孔子的描述，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就我们的立场看，所谓圣贤书，显然是不适合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作为学术，其价值往往不是用以学习之用，我们提倡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并不是要接受西方的思想本身，而是要用对方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传统的价值，这本身是提供多元视角的一个好的手段，但如张教授所言，这些反而成了学术祸害，让这位教授看起来，实在是显得有些可鄙且可笑。

当然如果张教授反对的是“彻底”纳入到西方的思想体系、概念界定与话语表述当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不是绝对的，张教授显然是对马克思有些不满，因为从马克思的角度，以这个德国佬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史，犹如看一堆粪——奴隶主残暴无比，封建势力极端守旧，人民除了被杀伐寸磔之外，似乎难以平安度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马克思主义有部分不完全合乎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理论界很巧妙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辞，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我们在承认古代史的发展可能部分与马克思提出的一些观点相合之外，我们还会说，这种相合却并不完全适用，所以对张教授而言，对滥用这种马克思的提法是有些微词，只是从现有的角度来看，还是不应该以马列代替西方全体。

其次，张教授说到，西方理论使得中国的学术创作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张教授所举例子来看，显然是认为在文化学术的创作方面，繁杂、冗长的内容替代了短小精悍的内容，进而挤占了其生存空间，使得我们忽视甚至完全否认了一些零碎、活泼的内容。比如说古人喜欢做札记、疏证之类的现象，这其实很好理解，古代的文化学者，多半都是通才，但是不像今天的人那样，古代大多数都是儒家学者，所以研究的项目基本上就是儒家的内容，以史学方面来说，札记、疏证、平议等都是基于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认识与再解释，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如赵翼之流，喜欢就历史经典著作写一些浅显的考证，甚至完全是拼凑史料胡写一通，但是这等人依然是知名的历史学家，显然这些随手写似的东西，算不得严肃的学术作品，其实张教授所言，倒更像是零碎研究与系统研究之别，但是张教授似乎见不得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去研究历史和其他，所以比较反感艰深、晦涩、古板的学术专著，但问题是这些学术专著之所以晦涩、艰深，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学者贯彻了张教授的以中国圣贤书去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张么？

试想如《夜航船》这样的书，作者所记载的内容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的部分，但是却不是很长篇，这些内容作为常识的普及当然对读者而言是短小精悍更为友好，然而现代学术却不然，所谓学术，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问题研究清楚，既然本着这个目的去的，文章写艰深一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如研究古代某些专门的人物与历史发展的线索的，还会以繁体版本出版书籍，虽然我们对于繁体字不能说不熟悉，但是读起来还是很难艰涩的，所以这些人又是为何呢？比如当我们打开一本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书籍时，难免就会看到，十有五六这些书是繁体字，难道说甲骨文、金文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么？莫非又是后来学者研究人员不需要阅读这些书籍？又或者他们还是一群老古董，研究古文字起来，连自己用的简体文字都忘了？

我猜，不会是这样，其次像札记、疏证之流，未必是不科学的，因为正经断然不会这么说，除非是一个冥顽不化的老学究，当然，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看，没有人会断然认为维特根斯坦的专著很重要，而他的笔记就没有价值，我们在学术研究时之所以会产生对这些零碎记录、笔记的有意无意的忽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中没有具体而有联系的线索，我们经常说孤证不立，一些札记、疏证中难免会胡乱引用和摘录一些错误、讹误的资料，对于真正做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实在是有一些鸡肋，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也需要批评的话，我估计我们现代历史的研究，将很难进行下去——回忆录太多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记忆从不同角度书写记忆，虽然多了很多来源，却又造成了许多混乱。

第二个问题，学术研究的细分是否可以称为画地为牢

张教授对于学术研究很有见解，但有些问题并不足玩味，比如张教授说学科分类过于细化，不合理。他举例说：

就历史学而言，有古代史、近代史，甚至秦汉史、唐宋史、明清史等断代史分法；还有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婚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等各种各样的专门史分类。或许这无可厚非，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精密，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然而，对专门人才、专家的培养却是人文研究机制的一大失败。

历史学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因为历史本身就涵盖了人类的几乎所有文明产物，所以以历史而言，要把专门精力投入到专门史、断代史研究，这并不是不可为的事情，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已经越来越多，现代人不如古代的研究者，不像他们只需要把特定的历史材料看完，似乎就可以研究了，但现代人要看的资料要多得多，以历史为例，如果要求通才，除了要研究贯通五千年的历史之外，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要研究现代史，当代史，这都不算事，真正的事是，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多了去了，从这方面说，要在当代成为历史方面的研究通才，还必须要看遍全部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但是这显然不可能。

主要是因为这些洋人，实际上也把中国历史做了一样的区分，如果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都是这样的话，似乎我们就不能说这是一种弊端，通才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有自身的喜好，如果不是一个喜好研究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民族史的人，显然是不会把精力放到这方面去的，换个角度，如果我们以民族史为例，要研究民族史，中国56个民族，显然不可能在一本书里把每个民族的历史同时写出来，如果要开头的话，光是写下56个民族的名字，都要写半天，所以分开研究是完全合理的，比如研究汉族历史，等于是研究了大部分的中国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民族历史不会被写入整体的历史中去，然而如果把这些历史都统一到一处，整个历史的发展会很荒诞，因为我们将在其中发现，我们不得不为某些历史事件的定性、分类而感到尴尬，毕竟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间并不必然是和平交往的，屠杀、淫掠等行为伴随着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都如实书写出来，显然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如果回避，又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出现专门史、断代史，相对于通史而言，传播范围小一些，讨论范围就会小一些，这样造成的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若是基于此就做出判断，如断代史分法容易忽略历史的纵向联系，变成马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免让人有抽刀断水之叹专门史分类则常常不顾社会共融共处的空间联系，是户籍民警，各管一片，又犯线性思维的毛病这样的说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在真实的历史书写中，我们坚持的理念是求真，求真的根本就是必须要对某些事做真实性的判断，张教授不要忽视了通史研究的一个弊端，就是无法花大力气去求证某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性，或者只能求得少数的历史真实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把利器划分到对细分的历史的研究中去，而是个个都秉持着通才研究的目的去研究通史，一本著作的厚度可能要比一个房子还要高，就不说能不能读完了，就是写完也很难。

以一部中国古代史为例，现代教科书的中国古代史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的，所以我们会习惯地在里面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去形容古代社会，奴隶制、封建制也好，这当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如果稍微撇开一些这些格式化的思想烙印，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态度去看，当然了，中国古代史的书写，也不会少于三本书——如果是早期的纸张，可能上下二本就足够，不过我们还是以简单的概括性地书写为主，专门历史的出现，包括断代史，根本也是因为不可能像通史书写那样，用数千字就概括了一个社会的形态变化，所以一本专门史是作为扩充描写的不可或缺的材料，这不是缺陷，因为专门史、断代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去研究这么细分的渠道，出现一些红学家、鲁迅学家之流，也不是坏事，因为研究历史的人很多，很多历史问题都已经有公认的结论，为此不需要花费大力气再去集中研究，断代史、专门史、甚至精深的某一制度的某一时期的变化等等研究，都是相对于断代史的专门辅助，价值无疑是很大的。如果认为我们把重心过度转移到这方面，我们可能也要申辩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确实有连续性，比如一个历史事件从一个朝代延续三四个朝代，比如云南地带的土司王朝的发展，以及大理的历史，这部分内容如果不是专门有研究，也放到中国通史里面研究，可能会发现这些人的存在，虽然有千余年，但是其在历史书中，可能只有仅仅数张纸甚至数段话的记录，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必须要存在一部分人去专门细化研究古代历史的枝节，我们换句话说，一棵大树绝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枝干——那种少数，也许代表了一个单向发展的国家，但显然中国不是，所以就算是鲁迅学、徐霞客学再细分，研究他们某个时代的写作风格、旅行记录，也完全是可以的。

在这个基础上，张教授的指摘，似乎有些吹毛求疵，毕竟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对历史真实性的还原，虽然这个过程辛苦，也不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做的绝不是把通才重新拾起来，以此要求广大的研究者，这反而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我封闭。

杂论

我们知道，知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有一句名言，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现代历史学家似乎不是很容易理解这些话，所以往往对历史研究有一些不太上心——大家都是先设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如他们自己所预想的那样，所以每当出现一些证据与自己所论述的理论相悖时，有的人就会用也许、大概、可能这些不确定的词来描述，这样看上去是一种较可观的态度，对存疑证据保留看法，实际上这恰恰是最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把无法论证的证据拿来论证我们所坚信的某件事的真实性是否可以怀疑，这往往是一些严肃历史学家也会做出来的事，所以像张教授这样提出一些半真半假的参考结论后我们似乎也应该对历史有一些自我价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