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曾经谈到过为什么清史编撰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但当时行文匆忙，所以难免有些话题说得不清不楚，所以在这里，又有一些补充。我们需要详细谈谈为什么我认为不应该从国家层面或者说以官方名义编修、出版一部《清史》。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自从对历史研究有兴趣以来，就从未放弃过思考，不过我个人的想法终究是有限的，所以在写完匆匆数笔后就发表了，至于其他一些补充的内容则是在事后才有更多机会进行考虑，因此本文有时会和第一篇文章有些相似的话题，但力求将其写明白，所以读完本文，则未必需要再去阅读我第一篇对修筑清史文章，不过也由于天干气躁，本文未必考虑周全。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学家的立场。
按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奉行的是客观、求真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不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主观的价值认同和立场意识，但是历史研究者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会选择与自己语言、文化相似的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比如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会多多少少研究研究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历史有深厚的交情，不管是战争还是贸易交往。根本上说，是人难以摆脱国家身份，所以就算是再客观公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其唯物主义立场，也是基于自身国家的存在，在哲学与政治角度，我们把这叫做中国化或者某某国家化，简单的理解就是不同的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们自己的国家所教授、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适用的吗？恐怕也不是，不同的国家其马克思主义也都是基于其自己国家的立场，因此难免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会有差异甚至相悖，谁对谁错？没人能说得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即便是再怎么论为正确的理论也会因为国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分支，也许今天你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中国就是正确的，到了别国，他们就说你这是修正主义——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的宗教发展几乎走了同样的道路，它的简单性，会随着传播的广泛性和时代性的变化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趋势——根本原因是，基本上人只能想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问题，而不能设想到未来出现的东西，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即便再怎么宽广，所涉及的面再多，也仅仅是基本的一种概念，而不涉及到对某些特殊情况，或者因为文化、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差异的多元社会的面面俱到的看法。
在这个角度上说，历史研究也难以避免会出现历史学家对某些时代的偏爱，哪怕一个历史学家从专业角度撰写学术作品，本质上来说，也是因为你对这个时代感兴趣，因此断代史往往具有争议，就是一些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多半会卯了劲儿地为本人所研究的朝代说一些好话，这个断代史和专门史虽然有些类似，却不是一个东西，比如研究文化史，是专门史，研究婚姻史则更专了，研究经济史、军事史也是专门史，而更有细分的，断代史中的文化史、经济史等，断代史则是必须有兴趣，且非常之兴趣才会去做这种专门一个朝代的研究，比如研究宋代，如果不是因为对宋代的偏爱，历史学家是不会花时间专门去研究它的，何以你不研究五代十国、研究隋唐，反之亦然。而一提到感兴趣，就必然会有私心，举个不妥的例子，假设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批评中国历史的某些不好的地方，中国人大概是无话可说，但要是来个外国洋人，就算他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历史中的不好之处，恐怕也会有很多人对此产生厌烦甚至极恶的感受。
比如一些研究明代史的人，对朱元璋的赞美之态要大于批评之态，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是要做到实事求是，该如何就是如何，参杂感情的事，难免对历史人物造成刻板印象，同样，反过来因为自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把封建社会甚至更早时代的问题都作为批判的依据，用刻薄的话对待历史人物，本身也不符合客观、公正的价值观念，这个问题很严肃，涉及到历史学家对历史时代和人物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影响到大众对于历史认知的重要因素。
因此，编撰清史多少是聚集了一些对清代有偏好的历史学家的意识，这也意味着，如果是用白话文撰写或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清史，也还值得一编，因为涉及到白话文，就必然要扯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但要是以文言编写，人们就会考虑是否要用老旧的文言体系，以帝王视角编写历史，毕竟我们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拿去做一个文言文版本——基于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编写清史的人们会以什么角度去撰写历史。理由我前面也提到过，这里可以再说详细一些，从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所谓二十四史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编撰者写的是前朝的历史，但是其视角则多是从皇帝角度，因此每出来一个皇帝，总有一大串前缀。
这个且不说，我们都知道宋代历史上由于杯酒释兵权、不斩文人的故事传奇流传至今，导致很多历史研究者都喜欢将宋代称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巅峰期，试想，历史研究者本身就是文人，说到对文人好，那么这个朝代自然就得了这些个编写历史的文人的偏爱，而明代则开始呈现一个极端，就是明代的皇帝不惯着文人，所以在一些文人嘴里，明代就成了宋代的一个反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但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会口出如此言论吗？尤其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所继承的对历史上部分时代和人物的观念，难道就是一脉相承而不是自己依靠着研究历史本身而去辨伪求真？所以在清史研究中，很多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要从国家意义上或者组织一群人编撰一部填补二十四史中《清史稿》遗憾或者空白的《清史》，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不是说历史研究的勇气而是要面对自己道德立场的双重标准的勇气。
那么在这部《清史》中，写作立场或者说视角是什么，是从封建王朝的继任者角度，像清代编写《明史》那样，写几个本纪、然后各种典章制度等写下来，还是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以平直白话书写，一开头先从明代末期开始写——通常现代白话文版本的历史书籍，再写断代史的时候，往往会先从前代追述，先描写前代的政治经济特点，以及其统治情况，然后再引出主题？
而文言版本的话，基本第一篇就是开国君主的传，这些书虽然是连续性的，但是是以皇帝的顺位书写，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并不完全，也不具有完整的连续性，要是以现代白话文书写，我们可能会在书中见到一些表示唯物主义和科学态度的谨慎词汇，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是，很多历史问题其实是有争论的，不管我们接受谁的观念，都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所以这部书的立场是一个点。
我们可以再细谈谈，所谓价值观，指的是作者们会站在谁的立场，你站在君主的立场，那么这部书也免不了是为皇帝作传描写帝王历史，所涉国家事也不过是帝王家事，如果你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也就是人民立场角度，那么你就不能对皇帝说好话，必须要站稳角度，就像当代的一些历史学研者一样。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某些社会变革的时候，站在皇帝角度，流民、起义、暴乱，这都可以归为贼寇，而站在人民角度，这却都是可称改变历史进程的尝试，甚至是具有天然正义性的东西，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如果放在一部和传统二十四史并列的历史书里面，本身是不协调的，为此，要是清史修撰出来了，也不应当与二十四史并列。
实际上，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即便是后世编写的，多半也会站在美化角度，所以即便是明史，也不能免除，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站在编写者的角度立场，如何避免自己不去美化清代的历史。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一个问题，所以要说当代社会能出来一部清史，本身是不现实的，而即便出了，也多半会引起巨大的抗议和反对。
其次，要说说历史的盖棺定论问题
要知道清代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伴随着后来民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其复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是清代以及清代以前的历史书写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叙事性的记述，就是说明史只是对明代历史的一段简单叙述，清代以及之前的学术，没有人会去对明代史研究中细节问题做一系列研究，以确定历史的真实相貌是什么——这是现当代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书写必须确保事实的真实性，不管是不是有所隐瞒，至少你写在纸张上的历史研究成果，必须具有学术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看，历史上很多历史研究者，比如司马光、司马迁等人虽然是自己秉承一些实事求是的角度书写历史，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会研究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比如宫廷编修，只负责把他们所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进行总结编撰，而不负责其真实性，因此即便是二十四史，本身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读物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没有人会去在一部《明史》里面探讨朱元璋曾经是否用过多个名字，也不会有人去在《明史》中详细讨论探究朱棣他的亲妈是谁，但现代学者们会这么做，这就说明古代历史的书籍，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文本的整理叙述，从现代角度看，如果我们采取认真的态度对古代历史做当代书写，也就是用白话文书写，并且我们遵循马列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学术环境，即我们必须要确保这部清史中的任何文字所表达的历史事件，都必须是经得起质疑和反对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科学、客观、实事求是态度之下做出来的学术研究。
现在我们以自己的角度，也就是当代历史的学术训练精神去对古代历史书籍发表批判，这并不合适，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书籍的看法有所改变，即这些书本身不具有特别强的学术性，相反对其研究则更具有价值，因此，可以说对于古书我们不会做出过多的苛责，但是从现代立场去写一部清史，必须要经受当代历史学术性检验，这就意味着写作者必须要承受巨大的学术压力，必须要承认的事是，除了一般性公认的事实之外，基本上任何一条历史的结论，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伴随着不同的研究者甚至会被划为不同的派别，这样一部清史的编写不仅仅代表了某个清史研究派别，更代表了国家层面对这个派别的承认，那么今后极有可能造成其研究手段、方法和结论一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这在任何历史研究中都是不合适的。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为我们当代人更好地处理现实政治、文化和经济提供参考，但如果我们针对某一个历史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着是与非的争论，这种目的的实现就会很漫长，这就意味着，要编写一部当代价值上的清史，必须要确保这部书中的绝对多数记述都具有真实性价值，这本身就足以促使当代编写清史的努力遇到难产的问题，试想，即便是清史大家比如戴逸、李治亭等人，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专业或者非专业的学术质疑，那么如何保证一个人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能反应真实历史的呢，何况即便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经过大多数学者认可的结论，也未必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面貌，那么想要以现代角度编写一部清史，未免就很荒诞。
最根本的原因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一部有瑕疵的清史，就不得不面对必须要不断进行版本更新的局面，这意味着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的清史著作都只是一部分历史事实，而不是全部，这样的话，这部清史的参考性也不会很高——有时候你会发现，随着不同理论的出现，不同版本的清史之间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完全不同，这样这历史书的影响就可能造成大众历史的错误印象。
要知道很多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是不能盖棺定论的，这并不是说历史事实就是如此，而是我们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的，盖棺定论的问题往往出现在我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与文化意图方面，因此不同朝代对于前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像清史这样的著作，其本身不应当具有学术研究的形式而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成果，虽然我前面说需要经过学术质疑和检验，但这种书不是学术专著或者说不是严肃的学术专著，而是着重考虑历史的记述，与一般的历史作品不同的是，一部清史必然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撰写完成，因此需要由不同人合作，这之间很多人本身就是不同研究流派，甚至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因此这书的质量其实是难以保证的，即便有人担任主编，此人对于写作风格的把握，实际上也很容易使得这部书反而更具有个人意义，我们之前说到史观，史观本身对于历史的编著要求就是一种盖棺定论的叙述，比如从人民史观角度看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张、李二人再起义途中，所犯下的罪行，该不该因其农民起义的天然正义性而遭到掩盖呢？清史问题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要写出来，是很艰难的。
然后要思考一下民族关系的问题
民族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一直很敏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中国古代各个民族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相处时期，尤其是在一些大一统王朝崩溃时期，往往会出现一些异族入侵大肆屠杀的情况。到了清史这里就更加复杂，因为清代是寄居于明代统治之下的女真夷狄所建立，在古代，汉人社会对于夷狄往往有称谓鞑子、达子等，有称“酋”者，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差异导致一旦各个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就一定会导致大量的流血以及屠杀事件。
且不说五胡乱华、蒙元入侵，以满清来说，满清的统治者在还没有入关之前，就时不时到内地来进行杀掠，这些内容要怎么写在清史上？之前我文章也说到，民族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书写历史，就必须要做到客观、公正而实事求是地对历史负责地书写，但是另一方面，要提倡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政治观念，就逼得历史学家不得不对历史有所选择，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使得历史学家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境地，选择实事求是，就是对民族团结有异议，选择为了团结而隐藏历史事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清史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面对这种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官方的态度——他们断然会选择民族团结，所以像清初几个汉奸洪承畴、尚可喜之流反而受到大众的敬拜，成了英雄和功臣，有人说，你祖上的民族英雄，是和我祖上对抗的人，何以称谓民族英雄？事实上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更诡异的事是很多历史上的负面人物，尤其是造成重大伤亡的历史人物，反而会留下很多自豪的后代去怀念他们。这些年来这种事屡见不鲜，这说明培养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情节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培养方式，反而激发了一些人的矛盾的冲突意识，他们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而渐渐生出一些对主体民族汉族的怀疑、批判甚至文化否定，进而对这个国家由多数汉人治理而感到怀疑，甚至产生出分离主义，这可以从一些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看到很多，比如介绍蒙古族历史的书，会说黄帝是蒙古人、大禹等人也是，而介绍其他民族的历史书，也会把这些人说成是自己民族的。
此外我们应该知道，像朝鲜、蒙古、泰国等地生活着很多被我们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民族，这就意味着，因为民族覆盖到的地域很容易形成大的少数民族意识，比如傣族，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傣族人实际上是很崇奉建立一个傣族民族国家的，甚至彝族等边境地段少数民族，其大一统意识反而是很低的，这可以归功于当今的部分人存在着的侥幸心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话题，我们要如何评价满清，你说他好，那么正好满足了那些致力于营造一种满族独立意识形态构建的满族人以及海外的分裂势力的需求，他们会认为你既然认为满清那么好，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恢复满清，当然有的说是要恢复“伪满”，如果你要说满清评价不佳，那么你如何面对国内外的声斥与批判？
如实记录就好了吧，不然，要知道像中国历史教材中即便只是如实撰写日本侵华时期的各种肮脏事，也会被认为是渲染仇恨，如实记录满清对明代国人的屠杀、虐待，不知道要招来多少仇怨，那这些编写清史的专家们还要不要名声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就是历史事实表示，你的祖先曾经屠杀过我的祖先，但是你不允许我如实记录这件事，因为我记录了，就是在宣扬仇恨，这不管是谁，我看都很容易陷入，所以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代史的研究开始转移视角，越来越从当时所谓的少数民族的角度出发去尝试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何在？恐怕很难，要知道，清史如果写出来，作为一部历史书籍，必然要引用一些史料，涉及到民族，满清统治者也同样陷入一种漩涡就是以各种蔑称，称呼其他民族，比如把回回称为“回子”，这个问题又开始复杂，你说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什么大汉族也罢，大少数民族也罢，两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蔑称，谁能说谁好坏？
再者是一个国外新清史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新清史，实际上这两年国内很多清史研究者也陷入了新清史的陷阱，新清史是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更是引进了一个叫做“内亚”的概念，把中国清代的历史扩大为整个“内亚”历史，把清代君主不当成是中国的君主，而当成是整个大范围的内亚君主，而中国只是满清统治的一个部分。
现在在清史学界，新清史的研究很有市场，而这部分研究者多半是外国人，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外国人来给我们研究一个非中国的满清历史，那么我们难以避免会在书籍中读到外国人给中国灌输的新清史思潮研究成果，但这种研究脱离了中国本位，把满清统治者作为一个更宽泛地域的君主的描述，给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更加远大的复国梦想。
在这种影响下，如果官方意识形态接受了新清史的研究，多半可能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一个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意识会逐渐受到侵蚀，而地区分裂势力反倒是大肆疯涨，向中国来声索领土，要知道如果认可新清史的价值观，必然会认为所谓满清，是一个大的集团政权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统治者，现在满清没了，那么作为一个大陆范畴内的同等受统治者，在统治者覆亡之后，自然会衍生出一种自己想要分得一杯羹的想法，那么与中国对抗就更加有理由了，何况在历史上尤其是满清时期对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战争，显然也是造成地域仇恨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要说说一些其他的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发达于世界文明，而近代以来落后造成了战争，造成了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很大原因是文化、制度，比如有人归咎于秦制，我们如果详细审视中国文明历程，会发现满清鼎革，实际上才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本因素。
主要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中国人的服制被强制替换为了一套毫无美感的满清样式，甚至是人的头发都变成了一小撮麻花，被调侃为猪尾巴，甚至现在当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峙的时候，他们都会甩出一张金钱鼠尾照来怼我们说，这才是中国古装。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创新意识形态首先被非生即死的现实做出了屈服，而后随着屠杀的不断推进，加上读阳明学的拨乱反正，导致中国人的思想开始统一，明末时期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终于遇到了终局。其次，要知道明代被人误会的最大一个问题是文字狱，说起来要和满清的文字狱相比，实在是不可相比，更何况有无还两说，看满清文字狱党档案，有时候不面糊感叹，生于何时也不可生于满清，我在想，如果文人们认为宋代这种对文人好的朝代可以成为肇极，那么即搞文字狱，又禁书不止的满清何以反倒美名不断？形成这样扭曲的历史观念，该如何放到一部由国家认可的清史中去？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满清所谓康乾盛世时期，正好却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和禁书最疯狂的时代，莫非要造就盛世，就得搞禁书、文字狱，把这个时代称为盛世，如果你认真研究历史，从马克思主义角度书写，那么在清史中你肯定要写出来，但是写出来了，必然是不符合大众对历史的认知，过去多年以来大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基本以野史为主，你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不说野史，那大家兴许还会不高兴，不读，这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人……
像这样一部不管是怎么编，都能五毒俱全的书，我认为国家实在是没有必要去自讨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