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桌面敲敲打打，复制粘贴，日复一日，也许你就不会太过关注书这种东西的好坏，当然我们不能说人人都如此，但至少像我这样的，确实是如此，虽然喜欢读一些书，但是真正能读下去的书，不是很多。——也许我只有在买书的时候，会问问书的价格，不过现在日常生活中，摸鱼越来越多，反而对书，有不同的见解。
人读书都是有目的的，但是读书并不等于看小说，尤其是对于喜欢历史著作的人而言，读书不可能一遍过，要记笔记，要对其理论做分析研判，要学会抬杠，这有利于思想进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历史学方面，没有绝对的真相，甚至我们要知道的是，历史学方面，意识形态的恶臭甚至远超过其他学科，因为历史首先就是人用来做思想和政治背书的工具——不管是出于民族、宗教、文化的因素考虑，历史都需要为国家政策背书，从正常角度看，政治会改变我们的历史认识，哪怕是同样的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解读，所以读历史通常都很费劲（历史小说除外），尤其是对历史有一些洁癖的人而言，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足够的历史依据，要有出处，但是归根到底历史的服务对象是政治，所以对与错，都不是历史学家说了算的，历史评论家也不过是瞻顾了一些政治的边角料，永远吃不上热的屎。
从这个角度看，哪怕历史事实告诉你，教科书上的东西都是宣传，你也要为其背书，不论是谁。从人类的历史本身发展看，这是几乎所有人的通病，这归根到底是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具备有任何价值偏向，但是哲学也好、文化价值也好、政治需要也好，或多或少都会对历史赋予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这就使得历史的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历史的事实绝不可能被摆上台面，也做不到，只能是尽量以所谓春秋笔法来延续一种所谓的传承。
上层建筑之间是互通的，这种互通意味着不仅仅一个领域中可能会涉及到另一个领域的内容，也意味着外部的他者，完全可以操控本体，进而促使本体输出他者所需要的内容。在中国，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宣传？如果我们精通媒体学问，应该能知道诸如电视、电影、收音机，哪怕他不播放新闻，各种电视剧、影视艺术充斥其中，其也是在向观众宣扬某些价值观。文学艺术产品具有天然的宣传性，我的文章也是，所以既然出于宣传，很多东西的存在就有合理性，比如文化阉割。不过更多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除了新闻、影视剧之外，最多的恐怕就是书籍了，文学、政治、社会学等是重灾区，文科的同学们可以骄傲地对张雪峰说——呔，小子，理工科可没这待遇。
当然，如果说要在中文图书世界里读到一本原汁原味的外国著作的中译本，恐怕是很难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个经典的历史著作开始说。中国历史界非常出名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全球通史》，经常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参考名录之中，尤其是在我小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总是能看到每一章最后的参考书或者说参考资料中，都有一部《全球通史》，足以说明这部书的影响力。
不过也正是这部书，在其中某个地方的更改，背弃了对原著的忠实，导致出版社之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慢慢也像是要散发出腌臜的尸臭来了一样。其实历史学专业内最大的难题就是做大做全，反而是各种小的东西，专的东西越容易做，而这里面最难的，非全球史莫属，根本原因是一个人对于世界各地的历史了解有限，更无可能每个国家的历史资料都读一遍，所以要说在一部通史作品中看到完全准确的对某些国家历史的描述，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历史著作的创作，如果作者本人都没有说要修改，而你又认为其说得不是很对，你完全可以用注释或者其他的手段去处理，而完全没有必要像我说的这样。
我们来看一段原著：
If 3500 B.C.E. is accepted as the approximate date for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corresponding dates may be given for the other centers of civilization: in Egypt, about 3000 B.C.E.; in the Indus valley, about 2500 B.C.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of China, about 1500 B.C.E.; and in Mesoamerica and Peru, about 500 B.C.E.
由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全球通史》的出版版数较多，我分别用了2005 年版本和 2012 年版本以及 2020 年版本，从上至下其翻译为：
如果我们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就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此为其2005年版本）
以下为 2012 年版本：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以下为 2020 年版本：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可以发现，在这三个版本中，变化最大的是两个数字，第一个是埃及文明的起源时间，从 2005 年版本的公元前 3000 年变成了 2020 年版本的 3100 年，第二个是中国黄河文明的起源时间，从公元前 1500 年，被改为了公元前 3000 年，注意，这个时间可不是原著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改的，而是译者包括出版者在内自行修改的，因为原作者早在 2005 年版本出版前一年就去世了，所以后来的版本中的数据变化，就是出版社自行做主给修改的，这一点可以在 2012 年版本的后记中看到。他们说：
还订正了原版书个别数据上的错讹。
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原著不管对与错，那都是属于原著作者知识产权的东西，你只是一个翻译者，你有什么资格篡改作者原意去把中华文明诞生的年份修改为迎合中国历史观念的数据？何况作者在你们出版第一版本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你这订正原版书，怎么的，上的天堂去和他谈的吗？可笑的是就在后面某一小节的中国部分，开篇只谈到了商代，也就是“约公元前 1500 年前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是能够默默篡改原著的时间，可惜不能胡说八道说公元前 3000 年是商代，同样也不可能凭空制造一段斯塔夫里阿诺斯没写过东西，其严重违背翻译伦理的行为，可见一斑。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的经典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原著有三卷本，译成中文的时候，变成了一本，原先三卷本独立，每本都有自己的前言、导论、参考书目，结果合三为一翻译为中文时都不见了，译者郑大华在译后记中说：
正文未作任何改动，注释作了一些调整，为节省版面，删去了少量与正文关系不大，且中国读者熟悉的注释，全书索引也省而未译。
事实上其所删去的内容远比其所谓的少量要多，当然最根本的是一些翻译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在台版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第一卷部分提到了米芾的一段话：
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
而到了郑大华的译本里，这句话成了：
人们不应该谈论书法和绘画的价钱问题，君子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
原著是引用了米芾的原文的，按说再翻译过来就应该直接拿米芾的话来用，郑先生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毛病，直接把这段话带着某种价值观翻译成现代汉语，其中某些文字还存在争议，比如说“不应”这个现代汉语和米芾“不可”、“难以”两词显然是有差异的。
我们援引台版翻译中的部分内容，能看到译者对原著做了不少自我价值角度的省略，比如台版按照原文翻译的内容说：
因此，我們看到了那套熟悉的說法，這次是（過濾了的）1913年版：孔子是共和的老祖宗。薛正清把孔子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孟德斯鳩相提並論（當然，孔子是其「數千載之前者」），並宣稱「共和」是孔子的發明。然而，薛這篇文章的觀點其實是特指中國，而非普遍的，因為孔子思想的真理性還不夠。
郑大华版本如是说：
于是，我们在1913年的一批文章中发现了一种我们很熟悉的观点（被歪曲了），即认为孔子是共和国的鼻祖，例如有一篇文章就把孔子与卢梭、孟德斯鸠相提并论，声称“共和”是孔子的一大发明。然而，这种观点只是个别人的看法，赞同的人并不多，因为孔子的共和思想并不显著。
这里如果以台版切近原版，简体中文本的翻译显然有一些会产生歧义的内容，比如说原著将薛正清的文章《孔子共和学说》中的观点指出，而简体中文版本只是说“有一篇文章”既没有指出著作者，也删除了注释中的文章来源。这样这段话就不面造成一些歧义，比如原著说的“特指中國，而非普遍的”与简体中文版的“只是个别人的看法，赞同的人并不多”是否可以做一个理解，因为从语言角度看，“特指中国，而非普遍的”我们可能会认为他说的是中国的研究者认为共和是孔子的发明，而中国之外的学者却不这么认为，看简体中文版本所谓个别人的看法，我们可能只会认为，他的看法可能只是部分中国人的看法，而不是多数中国人的看法，这里面前者涉及到中外，后者只涉及到中国本体。
而后在往后的部分内容中，同样的内容有这样一段，我们先看台版翻译：
在日本出版的最受推崇的明代作品（謝肇淛的《五雜組》，這本筆記體著作分五部分，分別關於天、地、人、物、事），刪去了從《孟子》中引用的段落；
再看看中文简体版本：
一本得到很高评价的明代著作在日本出版时，删去了书中所引《孟子》的段落。
在原著及台版翻译中，出现了所谓的这部受推崇的明代作品的名字《五杂俎》——这里这本书的名字被台版翻译错了，然而到了简体中文版本，读者如果不是知道其中内情的话，谁知道哪本明代著作在日本删去了所引用孟子的段落？而且其翻译文字也带有部分歧义，在日本出版的最受推崇的明代作品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明代评价很高，一个是在日本评价很高，而受推崇，但是一般读者读到都会认为是作者说，一本在日本最受推崇的明代作品（《五杂俎》），但是在中文版本中，把日本放到后面，给读者一个感觉就是一本在中国得到很高评价的明代著作，这里面的歧义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部分内容还只是引起一些歧义的删除，我们再看一些其他内容，在第一卷第二部分第六章中，原作及台版翻译的题目为：
保守與革命：近代古文經派對維新今文經派的反擊
The modern ku-wen opposition，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to chin-wen reformism
而简体中文版本的标题变成了：
反动与革命：近代古文经学
在英语中，reactionary 这个词当然可以作为反动翻译，但是在我们谈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我觉得更应该以保守这个词来翻译，因为在现代语境中，反动一词往往具有某种恶劣的反对进步的性质，即知错不改的顽固派的形态，而保守一词则不过是表示某人的思想的传统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接受变化，而用到这里，尤其明显，代表了译者对古文经学的偏见。当然，最主要的是后者，把原文中的古文经学省缺了，直译为“近代古文经学”而不是“现代（或近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对”或者其他，今文经学一词在标题中成了空白。
当然下面的小标题就更直接了，英文版本为：
THE REACTIONARY KU-WEN ATTACK
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可能是保守派古文经学的攻击，不过郑大华的版本译成了：
反动的古文经学
台版的翻译却是：
古文經派的攻擊：保守的一面
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似乎没有保守这种说法，只有革命与反动，所以当这两个词出现的时候，更多人都会把保守作为反动来解释，不过相对来说这种解释带有明确的政治定性的意味，当我说一个东西是反动的时候，这个东西本身就就有了一种非正当性，理论上就是该消灭的，而翻译者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中间者，不应该抱有这种想法，保持中立是最恰当的，在这里用保守一词更为合适，至于是否反动，应该交给读者，而不是译者先做判断。
当然这里面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如果说翻译的东西勉勉强强能对上原作者的意思，倒也罢了，问题就是一些翻译完全就是反着来的，比如原著有一篇中有这样的句子：
Protest and stability
这是第一卷的某个标题，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翻译过来应该是“抗议与稳定”，台湾版本翻译为：
異議與穩定
异议与抗议大概没有多少差异，不过还是不如抗议，但从理论上看，对传统的反对，大概也可以是作为一种异议，因此说不出来大毛病，可是到了简体中文版，这部分就变成了：
抗议与骚动
如果不是因为大脑得了病，大概都能知道稳定、骚动两个词所描述的东西是明确不搭界的，甚至是相反的意思，我实在不知道译者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把稳定翻译成骚动，当然这种现象不止于一处，比如在第二卷最终部分，有说梁启超“He was only an anti-anti-Manchu”，如果翻译过来是说梁启超只是一个反对排满的人，或者按照台版翻译为“他只是反对排满”，结果简体中文版本出现了这样的翻译：
他不是一个反对排满的人。
这样一来，整句话的意思就完全相反了，原作者的意思是梁启超反对排满，郑大华的译本，扭曲了他的意思把梁启超塑造成了一个不反对排满的人，造成了读者对历史事实的认知错误。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表现出了翻译者的翻译水平，在现实中更多作品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因为触及到部分底线，比如译林出版社的前社长李景端曾经对翻译图书需要删节改写的地方做出过一些归类，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 外国作品有时出现的某些政治性内容，与中国现行的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发生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供学术研究之用的，可以全文照译，内部发行；若是公开发行的，则必须酌情删节，尽量消除或减轻原作的某些副作用。
- 外国某些文艺作品中有大量性的描写和暴力凶杀场面。属于有定论的古典文学名著，一般说应该全文照译；但若纯粹处于商业化的需要，在作品中进行露骨的渲染，那么，要么在确定翻译选题时宁可放弃；要么必须删节后出版。
- 某些外国作品虽不存在犯忌的问题，但文字冗长，水分太多，篇幅太长，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显得不适应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心理。为此，为了有利于传播，也为了使作品获 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在不损害原作精神和基本内容的前提下，酌情删节似乎也是有利的。
事实上我们曾经的做法也是比较明确的，一些名人的传记，比如张纯如撰写的钱学森传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翻译的《蚕丝——钱学森传》，其中有很多内容由于触及到李景端所谓的第一个分类，都被删节了，导致人们并不能完全认识到钱学森，只能说是认识到了一部分。
当然，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涉及到性的描写，往往会因为如李景端所谓的第二分类而受到削减，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性的行为，不管是放荡的还是平淡的，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如果是因为某些段落过于露骨，而被删除，要是后文有与之关联但是却保留的不那么露骨的文字，必然造成上下文所塑造的人物情感以及性格等情节变化的突兀，而这种删节导致了突兀的变化，使得文学作品失去了原始的价值。
在中国大众的眼光下，大概会认为如金瓶梅这样的著作已经算是一个情色或者说是世情小说的极品，实际上金瓶梅前后，都有大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色情描写的小说，甚至是同性性行为的描写，就是三言二拍也买不了俗，但是出版社对于性描写的删除，往往也会引起一些纠纷，比如 2006 年，当时一个作家的作品因为被删除了部分性描写的内容，而引发了一次针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诉讼，当时就有律师说：
在文学(及文艺)创作中，性描写往往是表达作品主旨揭示人性内涵的重要途径。应该说，性描写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看其中性的描写与渲染对作品表现是否必要、作家对性的态度是否严肃、描写的艺术性如何等等。
现代人对于性的接受度提高了，但是大众是有子女的，有的人可能出于不被子女接触到的目的而提出是有必要对文学作品中性爱的描写做一定的限制，这也是我们能看到一些经典名著被一些文学出版大社推出删节本的原因，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但是一些经典作品始终是免不了要公之于众的，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早在上世纪，中国就已经有出版社出版过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过由于内中有部分露骨的描写，因此出版社人员在出版之后受到了地方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约谈，甚至后来国家出版局都就此举办了一场小型内部展览，将这部书作为淫秽读物展出。
有意思得是，如果是小众出版社出版的小众读物，涉及到所谓“黄色”也就罢了，看中国部分年代的某种特殊书刊目录，能发现很多都是由大的文学出版社、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读物，比如说：
工人出版社的《情场赌徒》、《情意绵绵》、《绯色绝招》
新华出版社的《游戏人生》
法律出版社的《禁色》、《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动摇》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难以看到这些书了，当然如果用当时对书刊的删改标准看今天，似乎有些不是很合适，如果把时间往回倒的话，一些更为经典的作品往往也难以面删节的命运，比如老舍（老舍的骆驼祥子在 1951 年选入《老舍选集》时被删节，从 15.7 万字被删到 9 万字）、茅盾（茅盾小说《子夜》由于存在部分涉及到地下斗争时期某些人的暧昧关系描写，比如有这样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所以有部分删改，大概有 600 多处被删改）等人，还有一些国外的名著，以《牛氓》来看，这部书就在出版中文之时，删除了部分内容，比如由于中国此时已经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称谓，所以对宗教比较敏感，在这个里面就把牛氓一书中涉及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部分做了部分删节，涉及到基督、上帝、罗马教皇、斋戒、祈祷、天堂、地狱等内容。
当然大众如果上网读书的话，应该知道我们的教科书中的一些文言文阅读内容，也是经过刻意删改之后才被选上的，比如经典文章《口技》，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也有大家不知道的，因为大众不一定都爱看学术类专著，比如顾城的《南明史》，其中删除了作者自序部分内容，这部分涉及到了顾城的部分经历，由于和特殊时期有关所以不见之于再版。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读书，当然最好的是阅读原版著作，这就考验到了部分不喜欢英语的人了，包括我，不过幸好现在技术可以弥补我们部分缺憾，当然如果你有资源也可以阅读台版著作，不过台版不意味着没有删改，比如我前文引述的部分，他也把《五杂俎》这部书翻译成了《五杂组》，对读书人来说，这些翻译问题导致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困难，就是，除了以往的基于政治、情爱因素的删改之外，确实有的翻译人员不太适合做翻译，你读他们的作品，还不如自己对着翻译机逐段逐段点翻译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