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历史问题的哲学思考
从古至今，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或者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似乎都认为，通过对思想的审慎运用去对现实世界的整理能够总结出一套纯粹，甚至一以贯之，以一敌万的世界本质的认识，谁都想，去真正理解世界，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在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被彻底接受以前，我相信，依然会有一大批不信邪的人，不惜耗费大量精力去理解过去已经被认为始终都有局限性的思想所呈现出来的一滩又一滩精美却又臭不可闻所谓哲学思想——从古至今，人们的思想在这一堆堆粪滩上闪闪发光似乎像金子一样，引诱人去摸去欲求他们，结果是脏了一手，臭了一辈子——事实上，任何一个具有明确后现代价值意识的人，大概都无法接受，这种像苍蝇一样对无论是卷积成冰激淋一样，还是滑润无阻力却一湿一大片的，粪的迷恋，是我们始终都摆脱不了的精神食粮——但这也巧妙地积累于语言之上。
分析哲学的成，与注定有局限，即是对语言的运用——使用逻辑的语言去验证理性到极致的科学的迷狂，或许当时正是因为看到了哲学的腥臭，叔本华、尼采才看上去如此独到——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哲学，恐怕就如我昨天说那样，一切都需要重新来过——没有人彻底知道哲学是什么，这就使得即便是一个白痴，他只需要一思考就难免落入理性之圈套，而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识的“此在”，但真正诡异的是，哲学或许才是一个躲在黑洞深处而无法被捕捉到的所谓“物自体”——这个比喻很精妙。
康德思考了半辈子，终于想到了关于物质的本质和表象之间横亘的一种认知极限不可达的根本问题——那么当现象学指出，一切的意识都具有意向性时，我们是否意识到，物自体这种东西不可被认知时，不可认知也是一种意识的意向性的对象——这种抽象理念最终会让我们感到，哲学太荒谬了，倒不如把我们刚才的说法拿过来说一下：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实际上就像是一个黑洞，只不过，比黑洞更抽象。
虽然黑洞的本质是一种恒星或者其他大质量星体死后的某种特定形态，但是黑洞能吸收过万事万物来，这意味着实际上那里是一个物质死亡的牢笼——问题是黑洞黑漆漆的，其内部到底有什么，同样是不可知的——至少以人类的认知不可知，那么，何尝不能说黑洞是一个物自体呢，只不过，黑洞也有他自己的物自体，但他们确实很像，黑洞是黑的，不发光的，我们却能通过萦绕在黑洞周围的光而发现黑洞——同样我们也能在物体表现上发现物体的存在——一切关于哲学的理念就是如此，大家都以为摸到了哲学的根，却实际上是在——戳碰哲学的软肋，或者说挠痒痒罢了。
这一点，如果我们只从语言哲学角度看，是非常明显的——近代分析者的分析路径，离不开语言，但这也必然陷入一种陷阱——人们似乎认为日常语言就已经概括了人类的一切关于语言的使用，但却想不到还有一种存在的谱系——没错，形式逻辑或者可以是一种新的发明，因此而衍生出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这在现在逻辑学的教科书里非常多见，罗素、维特根斯坦一行人发明了诸多关于逻辑演算的符号，但如从语言的角度，或者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角度开始，我们或许会走上一条新的认知困境道路之中——语言分析的存在是基于我们对我们日常语言的静态分析，然而这必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偏狭的。
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语言的存在，是依托于人的，人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即便是有大量人使用了共同的语言，语言也区分为多种类型，甚至今天中国人还在学习古老的语言以期能够从一些古老的智慧中获得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生活的指导，这实际上意味着，语言反而是最需要谱系研究的，即，任何一个对于语言哲学感兴趣的研究者或者哲学爱好者，都必须要是一个深度掌握了语言演变的历史学家——或者语言史家——然而这也不得不面对如下几个事实：
1、今天我们研究的都只是今天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哲学是我们今天的语言的哲学，他是一个现代化的学问，因为语言的历史尚未引起重视。
2、不同国家的语言，实际上都不同，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有可能有彻底有别于他国语言的特殊语言用法和技法。
3、一个国家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可能面临一切用法、语法的改进和弃用，假设语言哲学只研究当今社会中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或者基于此而思考重大哲学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实际上错过了关于一些语言的真正的长久的、固定的特殊用法所带来的特殊哲学理念。
4、英语，也是有古老的变种或者祖先的，像中文一样，中国白话文的语言哲学，与文言文的语言哲学必然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单独分科，那么甚至可以更细分出什么甲骨文哲学之类，古英语哲学也可有之，如此一来，语言就不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必然的标签。
5、人在使用语言时，会有情绪，也就是说同一段言说，同一个语词，完全可以代表对立矛盾的意义，哲学因此具有了不确定性。这，恰是给理性蒙上了一层黑色。
这只是一部分关于语言问题的，或者说哲学中面临着的最严重的局限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借此想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今天我的我们非但不能理解现代哲学中充斥着的晦涩的语言概念，甚至是古代社会，也已然是这样了，在昨天的文章《论无用的哲学》中我们说到的康德的作品的翻译问题——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深入一点，精通一门外语是有利有弊的，对于德国的研究而言语言的定性——即康德作品使用其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发表反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劣势——当然这个我们说的是德国后世哲学家——根本原因是，康德不是现代人，而是近代以前的人物，这就意味着他的思想或者语言逻辑是基于当时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当时的基础环境——然而物是人非几百年，今天的德国人思想早已不是康德时代的德国人，尤其是在经历过两次大战以后，人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一个现代人即便从未学习康德，他们的思想也要比康德复杂地多——虽然复杂，却并不深刻——这就导致今天的人们认识前人当然会有差异）自然会导致理解的立场不同，而语言发展造成的差异也显然是存在的。
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也不难理解，今天的人们固然能看懂古代小说，但是始终都有一些别扭——不是觉得那语言有问题，而是我们始终都无法理解他们的真正的写作情态——虽然故事依然是那个故事，但要总结起来，却又是经过白话文训练过了的——也就是说，语言的谱系逻辑，实际上造成了——善恶的共存。翻译当然是一种背叛，但是时间的流逝，本身却是一种更难以察觉的显性背叛——实际上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文言文中类似通假字的现象——为什么会有通假字——根本原因不是这些文字能通假，或者出于某些必然的需要，文学的手段——而更是基于语言。
我们似乎忘了普通话是现代社会才发展出来的，古人说话又有南方，又有北方，即便是按照古代社会的读音词典某某正韵之类，康熙字典之类，他们也无法彻底与今天的普通话对齐——假设一个岭南人，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发表感叹——对于“呜呼”这个词，其语言发音也是不同的，那是否可以认为所谓的通假字，本质上就有一部分是基于我们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基于自己方言的感叹词的文字描写？在这个角度看，文言文显然也不是一个真正严谨的文字创作体系——而只是形成了某种地域性的共识。
当然了语言我们谈到了，之前也说到了他心问题，这里我们还需要理解的是，知识本身也应该是一种熵增的结果——从古至今我们的学习能力始终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发现而不断提升，但这也必然导致我们越来越接触到无限多的知识，而知识本身需要我们的知性加工才能为我们所彻底认识，这个过程，或者说学习本身就是在异化知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最经典的，也无解的结论：
任何一个，尝试理解哲学的想法，都背叛了哲学。
当然我不是在建构一种哲学虚无主义或者无用论的理论，而是在说，不可能让一个哲学家的读者，完全掌握和理解哲学家的理论的深度，虽然我毫不忌讳把前人的哲学理论称为屎，但是对于天地而言，似乎这还是客气了，因为屎也是有些用处的——把屎收集起来，加工一下泼到地里，还能滋润一大批青苗——这或许是哲学最大的用处之一。
当然了，这是我这几天关于一个历史问题的思考的衍生回答——因为前几天（或者说是上个月中旬左右），断更了好久的杜车别公众号终于更新了，杜老师因为眼睛动手术休息了一月有余，考虑到最近一些舆论风波，让大家——主要是我——都为之感到非常担忧，不过，当事人都发声了，即暂时无事或者没啥大事，那么我们不妨就谈一些似乎更轻松愉快的话题，把哲学弄成粪，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谈历史的问题——我想重点弄清楚一个历史研究中，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体系内部频频出现，却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弄清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他心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议题，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只是从我个人的立场表达一些，相关看法——本质上，这也是一个充分的自指形式。
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欧陆哲学的一个基本来源是柏拉图，以至于现代，人们会认为西方哲学二千余年，基本上都在为柏拉图做注释——这是因为古典哲学中大多数话题，都能从中找到柏拉图的源头，但提到现代哲学，似乎就变了，无论是科学哲学方面，还是分析哲学方面，笛卡尔都是一个不得不谈到的话题，甚至是起源——特别是在心灵哲学话题中，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引出了现代社会中不断被争论和研究的众多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乃至于具身智能时代尤其是这样。
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由于长期浸淫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式历史文献研究方式，导致对于哲学研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深刻领会——即便有，也几乎都是延续了一贯以来的中式儒家、道家、佛教诸多非思辨体系哲学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会发生很多笑话，比如关于 20 世纪末期的一个，面子工程——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面临诸多逻辑不严谨，不可靠的推论时，依然选择得出一个所谓断代的结论，其结果是非但没有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反而引发了国内外质疑，当然这些年来随着一些新的文献出土，似乎有了新的转移目标，但问题依然还是在。
19 世纪后期出土的甲骨文，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所谓的历史研究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实际上只要有一点反思能力，就能知道那是一个说不上有多么严谨的办法，因为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即便是最早的文字，也有可能是有心人造假而书写的，用那个东西来校对所谓文献，反而可能产生两种情况，要么是盲信，要么是盲目否定，结果是，不但没有消除历史信息的盲点，反而加剧了无知——没错，是因为盲目自信导致的一种无知。
中国的历史文献，从最早时代的《尚书》、《竹书纪年》之类的，一直到中后期各种文集、文选，乃至于学案，基本上都有记录历史人物的相关言论记录，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为何称其为一个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诸多思想实验中都已经尝试过了，无法解决一个重要难题——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书籍到底是如何记录了当事人的说话的。我之所以是一个疑古派信徒，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当我们深刻研究历史之后会发现，很多当代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根本上缺乏了最严谨的哲学训练——理论上说，历史学家所要接受的不仅仅是严谨的历史学联系，更必须要具有严谨的哲学、逻辑学的思辨能力的训练。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中，即便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也充满着幻想与感性力汇聚的非理性的所谓严谨论证——任何大师都不能脱离其中，这一点我在之前的关于历史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谈到过了，也就是说，历史学中所谓的严谨，不是理性的严谨，而是“把故事说通”的严谨，这意味着，即便是逻辑上有矛盾的历史，在一些大师眼里，可能也不是不能接受，甚至反而可能被认为是体现了其所谓考证之功的表现。
试想，当我们都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时，如何可能确切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在临事时所发出来的感慨，或者秘密决策是什么？毕竟很多历史书，记录了很多秘密谋划的当事人讲话，虽然说有所谓纪言和纪事的说法，但是史家真可能在某些政治家做秘密谋划时，被许可在场而记录下那些不可告人的谈话么？如此一来，敌人只要买通史官不就得了，在这个所谓的场景中，疑问是非常巨大的，《史记》被所谓的研究者王国维认为可靠，是因为从甲骨文上发现了所谓的商代帝王世系，与史记部分相合，故此王国维就说出了一个极其可笑的结论——说什么据此可以判断所谓夏代记录也是可靠的。
多么荒谬。
很多人怀疑为什么在中国考古学界似乎夏代的存在非常显而易见，或者不容置疑了，但为什么外国人不承认——根本问题是，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根本无法就考古资料所展示的历史面貌与现有历史文献记录所表达的是否真正契合做出铁一般的回应——有，也多半是牵强附会。因为人们早就忘了，历史哲学，哲学先行，或者说哲学的工具是先于历史的概念中那些复杂甚至冗余的杂多因素——这必然会造成一个事实：单一的考古学材料必然需要经历理性的历史、文化学分析，甚至哲学本身的怀疑，问题就是很多历史文献经不住怀疑，或者，必须要用完全不讲逻辑，却总是遮遮掩掩的答案去掩饰和接续。
历史，就是这样走向荒诞的或者说被彻底误解。当然了，哲学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他心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却又是诸多问题的集合，比如说语言，比如说知识，比如说时间，时间，或者说哲学中的时间不仅仅是一个对于历史问题的描述性的解释，或者人类的建构，时间本身是一个问题的基础。这其实让我思考过了一个重要问题——AI 不可能衍生出意识。
我完全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
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 AI 的意识是什么，也不可能知道有了所谓的意识是什么体验，我们和 AI 之间也横亘着意识的枷锁——即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 AI 意识，什么是 AI 的高级伪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假设 AI 能有意识，他们也完全可以伪装成无意识——这种情况下，人类估计早已准备好灭亡了。
当然愚蠢的人类，必然会认为，那是。而我们从粪堆里看出来的，终究也变成了蛆虫，而非新苗。
顺颂时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