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识与自由意志（2）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动物。
所以，集体的存在也是有意识的，至少在我这里看，是这样的。而集体具有意识，这是值得一说的——我不是在和荣格唱反调（尽管他不是表面意思），因为在我看来，意识这种东西，是人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根本要素，要是非得用政治视角观察，我们必然会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在中国的理论术语中，便有对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纲线性的陈述，谓必须警惕、必须保障、必须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运用在集体中，便是要让大众都接受一种重要的理论，并对此产生一种自发性地捍卫。
在中国，有一个关涉改革方面的硬性规定，就是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他的都好商量，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像是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点我相信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能看得出来，在这个指导以及最后的底线前，我们的社会中很多事都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距，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理论中，视为一种过渡，必然存在着传统上的市场经济以积累和发展社会财富，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一种集体社会，所以在集体的术语中，是必然要论及的，只是对于这种社会形态，我认为，我们还无法了解其切实的发展属性，任何基于理论去尝试解读它的行为，可能最终都会归于失败，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理论成了薛定谔的猫。
当然，身为中国的舆论指导者，一些专家可能不会超出例外地千篇一律地使用一些优美词汇来解释未来，仿佛他们早已知道未来，形如一只只拉普拉斯的妖精。当然现代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远不止于社会主义一种，在西方社会中，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标语如病毒一般侵入社会科学以及传统的人文科学的解释体系，迫使人们不得不站在新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任何一门科学。最显著的一点是，针对群体构成的赋魅与祛魅的尝试。这使得我们眼花缭乱，以至于大众对于身边的社会，实在是感到无力关心，一谈到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莫名会有一种恐惧。
这里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到大众批判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制度，可能是受了理论掌握不充分的影响，大多数人并不会意识到反对民主和自由的行为恰恰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因为我们在当前社会中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并不是马克思口中的自由与民主，而是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西方帝国主义所奉行的民主与自由制度，而马克思所追求的民主、想要的自由，是基于人从对人迫害的经济和政治的制度下实现解放后而得到的民主与自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谈到人的解放，光是看解放这个词就知道我们是需要从一种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既然脱离，就是得了自由，谈到自由，必然有真正的对一种区别于古代社会中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超越出来，就是高级的，属于一个大同社会的人的自由与真正公众的民主，但大众这种理论的错误认知，甚至让一些反对者看上去就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样，但是这就是某些所谓大众的认知。其理论是单一的，这种单一的认知情况反而可能使人产生愚昧与无知——当然我认为大多数人还只是短视而已，基于短视，大众当然可能不会有很高明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因为各自共同的目标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所谓乌合之众——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本质。你可能意识到，在我们生活中大众会浸淫于成功学，痴迷于对所谓“成长”、“成熟”的迷恋，人们可能会认为当一个人变得圆滑了，学会为人处事，处处讨好，讨喜，一个人就成长了，长大了，成熟了，稳重了，这是一种集体意识驱动的，对于集体所提供的一种贡献——人们即附身于集体，又从中获得好处，问题就是大众分明是有时间和精力去研习事关自己即后世命运的学术问题，但是偏偏他们就是没有兴趣，而真正有意思的是观看和制造他人社会中的荒诞现实，比如说歧视与反歧视。
言之于此，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歧视的社会中，但消除歧视的话语环境，反而已经使得我们无法说话，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逆向歧视，对语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说一句矫枉过正也不为过，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超越的社会形态，尝试思考一下，当我们说不应该歧视他人的时候，往往是需要一种说教式的居高临下的劝导，这种劝导是不可能做到自己向自己做的，也即我们无法以集体自身的身份去劝导集体消除对他人或者另一个集体的歧视，于是说出要消除歧视的人，便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种超越集体的身份，这造就了一种隐形的权力，即指鹿为马的权力，我劝你们，你们不听，你们就犯错了——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某个集体，他可能会被指为“某某集体”恐惧症，比如说我因为出于讨厌某教动辄要消灭不信道者的教义和频繁的恐怖主义而讨厌某某群体，我就会被说是“某某恐惧症”，如果我讨厌基佬，我就被说是“恐同”，还要给我们安一个名头叫“恐同即深柜”，试图污名化一种正常的反对意识，而使得人们即便想反对自己，也不敢发声，造成了凛冽的社会舆论氛围，实质上正不断垒砌起围墙，构建一节高于一节的回音壁，创设一重又一重的寒蝉效应，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壮大自己的声威，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垄断以消灭反对派。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不断涌现出各种所谓的身份政治群体，构成其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正是出于一种对于身份的合法性需求，所以这些人会涉及到谈论政治话语，即通过参与到社会公共话语，并在其中宣扬自己的观点，以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而实现最终司法承认其合法存在，骄傲月也罢，黑命贵也罢。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复杂情况是，我们的社会中人并不是单一的社会承受者，而是拥有多重身份的集体形态的受益者。即一个人极可能即属于集体 A 又属于集体 B，如果说绝对一些，一个人可能属于任何一个集体——是的，一个人可能即是反对者又是支持者，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如果我们审慎考察一下国际社会，应该不难发现，除了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类如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大量甚至普遍存在集体主义的行动模式，尤其是日本，这个西化的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竟然还保留着集体主义的传统，很多人可能以为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单从集体性和服从性角度去考虑，日本的爱国主义叙事的严格，甚至比中国更甚。这一点只需要看一点就知道了，在日本社交互联网上，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比中国的差多少，每一次中国有灾难，其社交媒体上往往也有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狂欢，事实上如果日本人不搞爱国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集体化教育，恐怕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吊死鬼被放在所谓的神社里供奉了。
正因为如此，才能看到这种画面——日本人普遍不承认，甚至还美化二战时期的侵华历史。中国的一些媚日人士大概也能知道，日本所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重要形式，但是你又觉得中国的集体主义是荒诞的，又要说日本的集体主义是好的，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形态，当然解释权在他们自己，实际上说到法西斯，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一种集体形式的最终典型例子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在那里人们也是奉行集体主义，集中力量好办事，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希特勒也不啻为一个乱世雄主，问题是这种集体主义的发展，必然要牺牲掉一些东西，至于那些东西是什么，这就要看你所处的时代是否和平了。
在战争时期，集体主义有自己的目标，即要从战争中获得胜利，和平，不，是媾和往往是不被允许的，一旦战争打响，身为发动战争者你当然是不能主动求和，而身为战争中的被动接受者，在交战中，也不能主动伸出橄榄枝，说我打不过你，就求和，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绥靖，并且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社会，社会集体的概念，往往也不会允许投降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很多长时间的战争往往就成为了一种非必要的意识形态的坚持。二战时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现代社会的很多制度以及规则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确立的，美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战，尤其是美国的航天技术，大家可能会对美国为什么二战后在航天技术上突飞猛进而感到疑惑，其实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都不难理解。
在二战以后，美国在德国招募了一大批纳粹科学家，尤其是火箭科学家，在亚洲，招募了大量生化科学家，这才使得美国的科学技术在那个时代，能有那么大的发展，所以现在看美国，如果从纯粹道德角度看，它这个国家似乎完全不是传说中那样美好。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一些所谓的自由化国家，本质上也是讲究集体的，或者说大众。那么，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以大众意志为命是从——当然会以多少数来确定，人民这个概念，在任何社会中都有特定的指向，但是一般来说，大众当中的多数人，是可以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含义的，这意味着，集体主义的国家需要人民来支持集体，自由主义的社会同样需要人民来支持，无非就是集体是一个不可被特化的概念，集体领导是一种形式，总统制的领导最终也需要提现一种集体意识，国会、议会的存在，需要一种多数的概念，这种概念形成的数量上的优势，确保一项法律的通过与不通过。
但是归根到底，有价值的集体的联系往往依据的是文化的不同层面的认同，当然，文化归根到底，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联合，人选择加入某个团体，价值观是一方面，另一种考虑是要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试想，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各种语言的方言族群？我们通过是否操同一种语言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以保证自己所保护的团体利益不受外部集体的侵蚀和吞并，这样必然会形成以语言为一种区域分组形式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集体，又会因为自己身处于本地域之中而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若是一旦失去这种身份，一个人往往会无所适从，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你上了一条贼船，要想逃出去，不死也得掉层皮——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里说的是放不下的关于自身所属群属的一种依恋——这就造成了，身处于这个集团之中的个体，即便不愿意与集体表现地完全一模一样，也必须要有所表示。
这个问题在中医问题上尤为显著，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医是一个最难得到验证的东西，中国的美食，好吃与否，这是人人都能尝出来的，武术有没有用，打一架就知道了，古典音乐好不好，竖起耳朵听上一两遍就知道，唯独中医，始终出于一种混沌无知的状态，说中医有效的，实际上也没有办法以科学手段证明就是它治了你的病，说它无效，也没办法证明它就是无效——除非进行大规模的双盲实验，可偏偏实验结果人们不会认可，所以中医辩护者往往就像是老油条，尽管如此，理由有的是，却都是经不住逻辑推理的荒诞的诡辩，于是越是辩护，越是为反感者所不耻。但是大众并不就因此而轻易放弃中医，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很多疾病好治疗，争论不会很大，人们也不会关心，往往是一些顽疾，西医治不好的时候，需要一种作为精神后盾，即必须要被相信，以给予患者希望的一种医疗手段——哪怕它看上去完全就是巫术，对于患者来说，中医本身就是安慰剂，人在积极应对疾病治疗的时候，往往也会有一些效果，至少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救了——在集体中，人们普遍受到一种观念影响，即中医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的分支，是不能倒掉的，否则中国文化就缺了一角，于是不用谁提什么倡议，人们自然便会去维护它，有的维护的理由甚至是完全前后不搭界，逻辑混乱，思维模糊，这样，反而会形成一种类似饭圈文化的现象，他们此时可能还意识不到，中医自己还没说话，而真正要中医死的可能倒正是他们自己。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候会考虑，对于一个面向未来发展的国家而言，长时段的文化积累固然是好事，但反过来说，存在着大量糟粕而不被人们所知的，所理解，所认清的一种长时段的文化，也是一种尾大不掉，不可名状的阻滞剂，它到底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还是拖延呢？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又不得不想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事实上你发现当一个社会中的主要社会活动并不总是围绕着一个集体记忆话题的时候，研究者或多或少会失去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比如过去总有人认为在新中国早期阶段，似乎根本没有提到过南京大屠杀，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研究的，事实上翻看那时候的教科书和图书出版资料，以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活动看，此种说法是可以不攻自破的，正因为这个时代社会中重要的事还不是追溯历史，而是要重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很多问题可能被后辈忽视而将重点放到对同时期的建设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现象与社会运动中，这样，如果不是研究原始资料，现在估计很多谣言都可能得不到正式解答，慢慢地，集体就会重新形成一种基于错误认知的假的记忆，很多历史叙事便是从这种形态中演变而来。
你可能会想到，人作为一种集体动物，社会性极强，人通过语言文字组成一群可以交流思想的群体，虽然不像三体人一样可以事实交换大众的头脑中的信息，但是人们会乐于在群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种就是基于理想状态，试想，当一种社会文化没有形成之前，我们的每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这一种文化的奠基石，甚至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种社会中形成了大众认可的某种文化，这种文化便具有了所谓的“神圣性”，即一种基于集体的公共性的威严，个人可能批判和批评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却可能无法彻底改变文化的总体形态。你可能意识到，你身处于一个社会中，你所要遵守的某些习俗，不是因为你相信他们，而是因为社会的传统便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在集体中诞生，它本身会成为被集体所规训而接受并服从集体的形式与文化的个体，而非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些东西，才算是这个集体的人，就像我们说，宗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一出身就会接受洗礼或者宗教教育，至少在家庭环境中会潜移默化，成为教徒。这种被默认的加于一个人身上的所谓的文化烙印，使得外部族群，能一眼看出你来自哪个集体。
而在现实的表现中，集体最显著的一种特质，是对权威的服从，这种权威可以是很多东西，表现为权力、等级、金钱甚至武器、以及各种利益——甚至是一种被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在群体社会中，大众会因为受到权威的要挟而集体对某些事保持沉默，常见的是一些学校中常见到有发生自杀事件，这些事往往会被压制评论和报道，一些知情的人比如学校中的同学教师，可能会因为丑闻会影响到学校，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学业、薪酬，反过来对报道实情的媒体以及批评人士发表网络暴力言论，这种事屡见不鲜。这体现了具有集体意识的人，在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对自己利益的担忧，以及对一种具有崇高意义的——教育本身的价值观的维护，事实上中式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也不想极少数的案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状况，影响到自己对于教育以及其自己身为这种教育模式下的集体一分子认同。当然在中国社会中，这种状况也不是一种常态，或许是因为当人处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中时，人们会感到一种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实在不足以猎奇。
事实上从宗教角度再去尝试理解他们，似乎并不困难——在宗教改革之前，一般信教者似乎是无法真正意义上来解读和理解圣经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宗教本质上只是要人相信自己，而宗教典籍的存在，并不影响宗教的存在，成圣的典籍，不论是圣经还是古兰经也好，根本的性质是一种解释宗教的工具，告诉人们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宗教，并通过理论劝诫大众努力传教。理论上宗教集团的首脑以及神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只是在宗教外人士看来，神这种权威的权威性，远不及现实宗教的领袖——教皇以及其手下，神具有神圣性，但是神圣性因为过于崇高，一般人无法企及，于是便会将一种精神寄托于其在人间的领袖——教皇，以及服从于教皇的手下，即国王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亚伯拉罕变成易卜拉欣，他们都具有针对普通大众的不可逾越的权威性。
但是偶像的倒掉也是必然的，在集体社会中所塑造的针对个体的权威，必须要确保社会能够在一个长时段内保持一种非理性的盲从，或者说异乎寻常的自信，中国社会中有一种所谓宗族的现象，我们也不止一次提及，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构成，宗族文化往往需要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以及一种基于名望、经济等利益所构建起来的心理性的满足，这种状况随着历史的岁月的演变，可能形成某些群体中不为外人所理解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以至于即便人们去到海外，也会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组成类似的组织，比如某某同乡会。人们通过宗族追溯一个共同的起源，即祖先的存在，并通过认祖归宗的形式，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文化系统之内，以这种文化的存在证明自身身份的存在，而消除因为畏惧无所依存而产生的精神恐惧。但是一般的宗族与国家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有个人的宗族存在，国家本身是由一个君主所治理，君主本身作为一个宗族成员，有这种区分，往往开国之君被称为祖，后者即为宗，像明代的两个祖，清代的圣祖都是特殊情况，祖宗二字在国家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对于宗族而言，往往只有不断追溯的祖，却没有宗的说法，从这里可以辨明民间对于先祖崇拜的一种严肃性的认知。
我们称其为非理性，并不是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而是说，它是基于一种感性的，不需要甚至是拒斥理性介入的依附，为什么我们大家会产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错误认知？不是我们故意对“是人”持有怀疑，而是一种错误的记忆，构成了人们的错误的理解，这恰恰反应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以教育的形式向大众传授经典的可能性，已经被证明是有缺陷的了，比如说就是有那么一大批人，在学完这些知识后，就不再想去看原著检验一下是否真的听过，于是它就成了一种网络的热搜，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某些集体化，长期的记忆成型的塑造起来的教育，会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多大的影响——集体陷入了一种自我矮化的理论循环，我们使用不一定是真实，甚至充斥着虚无主义的教育资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当这些人成长起来之后，对于集体，便只有不断地心理暗示——要充分服从，在多数情况下，听集体的话总是安全的，尽管未来是不确定的。
艺术对于集体的塑形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张力的，在集体意识的环境下，任何一种具有广泛传播性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一种宣传工具，媒体是宣传工具，媒介更是，这种集体的意识重塑，能够将国家意识形态，转换为个人所要坚持的东西，但要看能否真正将其使用到位，如果说存在着不同媒体的口风岔气，必然造成社会的，或者说一个庞大集体的分裂，进而造成双方甚至多方的冲突，往大了说，一个国家的认同，一般情况下都是基于文化认同，比如古代的华夷之辨，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认同扩大化了，不再是华夷之辨，而是中外之分，宣传有一种更伟大的能力，即塑造一种隐形的权威，即是一种更高的价值，人们需要通过这种价值来重新认识自己，使自己不仅仅自我认可为一个民族的成员，更是一个国家的组成。
传统意义上，我们可能认为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是成功的，因为它似乎是演变和塑造了近代以及现代西方世界的世界观以及思想根基，但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人反思，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启蒙本身是否会有现实倒悬的危机，我们认识到，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在最开始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和理论辨析，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大众，但是不见得所有大众都愿意接受其思想，这是因为启蒙理论由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不同成分之间，往往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接受了一种理论，可能就无法接受另一种，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一种思想的激烈矛盾的斗争，符合最近时代历史的需要的理论会被积极评价并衍生出新的，自称为适应了时代的新的理论，西方社会的集体构成，建筑在此之上，但纳粹的崛起似乎反映出了一种对理性的错误运动。
集体主义中是存在理性的，但理性是有善恶的，理性的善与理性的恶，都有可能是集体所热衷的东西，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构成集体的解释的理由之一，也是较为简单的，没有多少高尚的原因，不管是不是认可，契约论的理论家所说的对于某种共同利益的守护的需要，是促成一个组织群体的重要原因，那么就不能保证集体与集体之间，不存在基于利益争斗之间的冲突，如此言说，狡黠与诡诈自然而然就会诞生，互相倾轧就会存在，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个人对于集体并不总是表现为甘愿的服从，因此往往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在一个统一的集体中，便会存在着一种表面与表面之下的矛盾。
最反对一个集体的，正是这个集体中的人，不同的集体之间尚且还有建筑在利益之上的交流空间，但是集体中的个体，往往会因为理性的崛起，而萌发对集体的总体怀疑，对于集体而言，这不是坏事，但是集体中的全体，如果都以充分的理性而崛起为反对者，恐怕这个集体就会面临解散。这就是宣传所要阻止的和预防的可能性。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存在着部分神话体系构建起来的精神共同价值成分，比方说伏羲女娲的故事，大众都知道这是虚假的神话故事，但是人们依然将其奉为一种文化的根源，这表明这个系统实际上促成了一种高度的凝聚力，如果我们说这个神话体系是虚构的，非理性的，我们不应该信，我认为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谁敢这么呼吁呢？因为一旦失去这样的虚构的文化符号，我们的对于国家意识的理念的建构可能于一夜之间陷入崩溃。这甚至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一些毫无意义的仪式性的举动。
这是基于一种集体的价值观的角度出发，比如升旗仪式，如果脱离集体，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有什么意义，但身在集体之中，这就又不同了。各个不同集体之间的，类似的活动都有自己的意义，但是外人可能无法彻底理解。比如日本人吃饭之前的那种我们看起来无意义的“我要吃了”之类的话。我们之所以需要仪式，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仪式对于整个集体存在具有一种崇高性，因为这里面具有牺牲、具有神圣以及不可被玷污的感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