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评价
常看短视频的读者，或许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套路，即在某个场景中，当主角做出了一些不符合主角的对象，通常是另一个主角或者配角的事情——比如当发现出轨过后，提出离婚之类的行为时，过错方会指责主角，要成熟一点——或者你会看到另一个场景，男主与女主将要结婚，而他们都是一个企业内的同事，此时男主角往往有一些即将获得的利益，比如分配房产（这一般在年代短剧），但是忽然女主的白月光回来了，要进企业，于是女主要求男主将其即将获得的利益要么是职称，要么是物质利益让给这个白月光，如果男主不同意，女主就指着他骂到——“你怎么这么自私”。这个事，让我想到了今天的主题，即一种评价体系的建构。
看到这种剧情，我倒是觉得不怪，但是觉得不怪，反倒是应该很奇怪的，但究其原因也不足为怪，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或多或少在你的人生经历中，哪怕你成年了，你都会因为坚持自我或者做了某些事，而被人指出，要成熟一点，不要太自私等等。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个说法似乎有些毛病，但却说不出来具体错在哪里，根本原因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套说辞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精密又广泛渗透得评价体系网络中的，比较突出的一节。
这种事分析起来不难，实际上就是当他人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时，他们会运用自身话语权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共道德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而绑架，当然这种情况未必仅仅是基于他们得不到利益，而更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做到他们预期你会做的所谓正常人的事情——比如结婚——表面上看是道德绑架，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意志思维的影响。道德绑架的前提是，道德本身被认为正确，以及大多数人认为道德行为本身是好的，即是道德的就应该去做，不道德的就不要去做，而在一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远大于自由意志影响的社会中，这种道德的捆绑，就更有了一种价值崇高性。
我想多数人可能都经历过这种场景——学校里教师要给每个学生写评语，工作中我们要写日报、年报对自我表现进行总结反馈，甚至每年一次不多不少的博客自我总结，自我分析，其本质都是同一套东西，但他们的情况又有很多不同，在学校，虽然我们常常说是学习知识，但实际上还是面对一个极大的权力等级场域，学生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教师和校长具有极高的权力，随意命令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做什么事，当然教师也通过写评语，给孩子们下了品行定论，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影响巨大，一般都会往好了写，这对于教师而言，也是绞尽脑汁的事。但在企业不同，因为道德、能力评价直接与薪酬体系挂钩，或者年终奖挂钩，那么当你的评价被打上中等或者非优秀时，往往你也会丧失一部分评优或者升职的机会，这甚至可能比薪酬降低更具有威胁性，当然这种事在现实中，如果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大老板手里，几乎不会有什么人受到主管者的压力，但扮演评价者的往往是一些中低层的领导者，而在社会体系中，评价者的身份资格，往往通过消费获得，这也是我们日常要面对的，点评体系——而博客年终总结，往往发生在每年 10 月之后，其中带来的影响，是连锁式的，博主们纷纷写下一年的年终总结，往往也因为自身受困于总结体系中，发现既然万事万物都可以写出一个自我分析，博客就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将日常生活记录下来的平台，既然如此，没有总结的生活，往往会使得他们感到不舒服，而这也是表现他们规律生活，甚至精致化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平台。
而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关键词，就是所谓的成熟，以及自私。他们一个是带有正面意义的善的理念，一个是带有负面意义的恶的理念，但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比如当你说你要成熟一点时，你可能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劝告，而当你说你不要这么自私时，它更像是一种指责行为，但是他们走的却是一个目的，即维护劝告者以及指责者的精神以及物质利益，其本质是，慨他人之慷以满足自身的不成熟与自私——这种传统或许不是一种道德缺陷，反倒是一种本能，只是几乎没有人认真指出他们。
当然我们可以分析出一种行为的现实逻辑，比如无论是如何指责它们始终都有可能是某种存在论的现象，那这里我们不妨就看看这是一个什么行为——表面上看，当我们说你不成熟，你要成熟一点，你怎么这么自私时，似乎没有说出那个让人能一眼看出你在使用常人来进行价值审判的，但实际上他们这就是试图将常人意见拿出来作为自己行为标准的参考——他们或许不会说，大家都很成熟，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利益让出来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因为常人的谈论本身是一个空壳子，常人在存在论之中本身指向的就是一个空壳，他要的不是大家都做某事，而是大家都，也就是说，实际上常人是不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成熟、自私这两种东西本质上都是主体意识形态的嵌套，让我们以为，人们都如何如何出让自己的利益，在集体话语中，这很常见，因为当你一贯听说，要无私奉献时，自私这样的词对我们的个体而言，往往是很令人痛苦的标签性话语，当别人指责你自私时，实际上他们是说，大家都那样做，唯独你不这样做，你这是在违逆大众——这个逻辑结构上很清晰，但是无法在存在论上判决其高低与是非，他只能告诉你，这一个事的本质，是借用常人话语的一种行为。
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事不规范或者说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时，我们往往会说，大家都如何做，你为什么不那样？这实际上是需要依靠一部分事实的，比如某些一眼就知道的事，比如我们说，大家都吃午饭，你为什么不吃，这你只要具备常识，大概就能知道，多数人会吃午饭，那么大家都这个概念就有了数据依靠。但如果那些指责你的，他自己编造一个大家都，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也无法知道，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或者说就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看，他们所谓的大家都只要占据道德理性的所谓至高点，你实际上无法驳斥，而只能接受一种虚假的“大家都”。因为你的角度看，那些即便是虚构的大家都，都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往往不像哲学家想的那样，人有理性，就必然是人们要理性地活着，那么大家都往往并不代表他陈述了一个事实，而更有可能在表述一种应然性，这种应然性实际上与存在论是部分冲突的。
逻辑上道德律应然所对应的普遍性，即道德理性立法的普遍准则，但是当说到大量的道德行为时，普遍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都的后天表述，他并不与道德律的先验性形成现实联系，如果依托于这种关系，当我们在陈述道德律，比如你不应该说谎时，必须要给出一个理由，如果说这是道德律本身要求，那基本无法说服大多数人，而只能让信服理性或者说相信康德的人们点头，于是我们只能依托于大家都，或者说“人们”。这是因为我们基本上不能实现纯粹理性的道德律认识，他自己不会有更多选择，因为遵守这种定言令式，即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可以怎么做，也可以不那么做，带来的是对他自己自身存在的保护，而这种你应该做某事的语言逻辑，必然带着后一句——因为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规范，因为这是一种大家都做的，因为这是大家都不做的——其背后对应的是一种天然的矛盾，又是结构性的即理性自身需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理由的相信，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但是理性本身信任自身的立法约束，可能是非理性的，根本原因是，任何判断本身都可能必须要借助理性，即便是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其判断只要存在逻辑通路，就是理性的，让我们想象一个现实：如果理性立法本身是理性规定的，那么道德应然自然也是理性普遍性的规定，但是其规定的目的却又是保住理性的存在底线，结果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理性在试图制霸感性因素以保全自我而完全不顾感性的人的感受。那么这种应然的大家都，就不得不与存在论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不是说价值导向冲突，因为存在论的价值导向本身不是存在论的本体，而是说，存在论描述出了道德律应然给人带来的深度沉沦——只是这个沉沦的常人主体，由理性的经验本身所替代了。
这里大家可能还意识不到一种论调，即所谓的“天经地义”，这个天经地义的说法本身似乎没啥毛病，即有很多事情似乎天然应该如此，但这种话语也往往落入这种幻化为常人的圈套，比起大家都而言，似乎更难辩驳，因为人的行为似乎还是可以有纠偏的，但是当我们抛出“天经地义”之后，想要反驳，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做出科学论断，因为他倒向了自然主义，虽然如此，却更像是一种伪科学的方式，他不能证实天经地义的东西是否是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身沿用的逻辑，也不过是“从来如此”，但要是反对的话，实际上也得承认，从来如此未必不对——但是要说从来如此显然不够充分，于是要用天经地义，我说自然主义，是因为他给出了一种因为自然本身的运行逻辑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的思维模式，但其背后所考虑的可能还是劝告或者指责者的切身最大利益。
当然我们说到评价，可能还是要想到一种形式，就是基于权力意志的表达，他往往会有一种前置语言，即“我告诉你”，这句话几乎不带有任何新信息，即他不会像大家都，或者天经地义那样，给你一种感觉，是大多数人都在做或者不做某事，而是给出一种基于自身身份或者权力地位的压迫性警告——他基于与你的身份的关系，比如你的亲戚朋友、爱人、领导，给予他们与你的亲密关系，或者职场身份关系，会让你感到，你应该服从。他的本质是要让你服从，既然如此，“我告诉你”形成的压力，就是一种指挥性的压力，相当于是一种命令——“我命令你，你给我听着”。而背后紧接着说出来的话，往往有几种表达权利意志的类型，可能以威胁形式表现——你必须给我做某事，你不做某事就会如何如何（通常是受到利益损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规训式分类——你不做某事，你就不是我们的一份子，或者，滚出这个组织、集体。当然我们说到的，只是在这个评价体系中所体验到的几种不同概念词汇的不同面貌，他们在其他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
上面我们说到了这种行为的权力意志表达，说到权力意志，我们不得不想到尼采，在当事人说出你是否可以成熟一点，或者你是否太自私了，实际上表达一种意图，即他们想要确立一种绝对权威，达成——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要根据我的想法办事，我是有规划的，你是我规划体系中的一个棋子——这样的意图建构，如果你顺从了这套逻辑模式，那么你可能会一辈子都受困于这种权力压迫的痛苦经历中，一旦有了第一次，后一次次反抗，有可能激起他的愤怒，愤怒与自己的利益受损，而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虚构权威，给你贴上不成熟、自私的标签，这种标签的污名化威力还是很大的——其价值是，只要真实生存于一个现实场景中，所谓的流言蜚语往往能击破一个人的生存境遇，也就是说，造成不可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身体压力——最终联合真正的存在场域，逼迫个体的精神和物质妥协——甚至可能还会索要一定的补偿，以弥补自己付出的“精神损失”。
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常用概念，就是“正常”，当我们做某事时，往往会被贴上一个判断——你这个事是不是正常人做的事，如果你做的事是，你就是正常人，如果不是，那就不是正常人——在这个价值体系中，正常与否不仅仅影响一个人是否愿意服从，还给那些试图犹豫是否要不要做正常事的人一个心理震慑——精神病——这是真实存在，却又往往隐藏着诸多交叉黑暗地带的悲剧现实情境。一个人是不是正常，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正常人的某种隐性标准，因为似乎没有社会会明文规定什么是正常，那么情况就会变成，你说的正常与我说的正常是必然不同的，这倒不是说在评价体系中，那些想要维护自身利益的指责者们，必然在扭曲成熟、自私和正常的概念含义，而是在他们自身的理解中，他们认为成熟、自私、正常等概念，就是那样的含义，当你和他处于同一个交往环境中时，我们往往做不到理想的交往前提一致性，因为人的思想是随机的，我们不可能在交往前认真把自己所理解的概念都摊开，然后互相确认一个交谈标准，然后才基于这个标准去谈论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在任何一个场景中，我基于我的判断标准，我理解的大家都，来给你下定义，而你依据你以为的大家都，来反驳我——而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不符合你的判断，于是我戴上了不成熟、自私的帽子，反倒成了不正常人。
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大概率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在自我介绍时，我们会被要求说出自己的优缺点，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试探，即把各自的所谓自我分析结果摊开，给出一种隐形的标准化判断，大家就知道自己做什么是优点，做什么是缺点——整个评价体系中我们几乎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只是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他们随时随地在给他者做评价，只是在他自己这套逻辑体系中，他会认为这种评价无伤大雅，因为他们看到一个被贴了丑的标签的人，他会走开，会刷掉这个视频，会关闭这个博客，会放弃这个相亲……但这种东西他会形成一套标准，即一个人行为逻辑的参考标准。
也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指出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代表着许多人自以为厌恶的自由、利益逻辑才是一个口头宣告集体的人所坚持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实际上指出了一套悖论的矛盾逻辑——如果人们认为根本无法证实或者证伪存在自由意志，那么又何以证明实际上存在的集体意志——当然自由相对的是非自由，这倒是好证明，只是当我们把这个非自由拆开看时，往往也会有一些混沌之初，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由的定义存在矛盾，存在主体间的差异。
这实际上是世界上诸多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