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生成（二）
一个最精确的结论，就是，问题要比答案多。
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基于精确性的反思，事实上在理工科被极端重视的中国，真正中国人养成的，反而是一种极致的实证主义思维逻辑，不过由于早期中国尚未真正意义上完全消化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思维模式，所以他们真正表现的阶段，是最近一二十年，这一点从早期公共知识分子的激流勇退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在中国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异军突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尤其是我自己，很喜欢问问题，但是问题的生成，往往很无理由，不妨举一个例子：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问题对应着的内容是某些非正常情况的发生，比如本该正常运转的机器，如果忽然死机了，那么这个死机，就是一个问题，但对于很多尝试运用理性思维的人而言，往往会问出一些奇怪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记得在装机猿切片中曾经看到过一个提问——一台好好运转的电脑，没有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
这种提问，问得人一头雾水，不过从现实角度看，当我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提问时，人们大概会默认，这个提问本身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他本身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提问的结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问题的显现并不一定是代表着语言概念中的理解矛盾——这是个，值得分析的过程。
问题的显现，并不自明，需要被提出和认证。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结构性难题——很多人可能真的觉得其他人认为正常的现象，是一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人的思维和理性结构的差异化导致的，事实上人本身只是一种理性存在结构，而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无论再怎么为理性谋划价值与合理存在的意义，人始终无法从中获得普遍的认知基础——与常识相悖的是，人，对于最基础的生活知识，都不具有基础的共同认知——大多数人的活着，勉强只是能不出错，却未必意味着正确——我们不妨从一个严肃的问题出发：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吗？
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真正的答案，而是在寻找一个问题的本质，因为如果这种问题不具有实际上的意义，或者被刻意设计为具有某种难以回答的，自指的困难，有些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种取巧的，纯粹考验思辨能力的问题，不像是一个问题，反而更像是一个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一切交往场域中的行为，实际上都可以成为问题，我们之前说过，问题的前提是存在着怀疑以及好奇，但本质上怀疑要远多于好奇心，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奇式的提问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只需要答案精确。但怀疑却很难得到满足，根本原因就是怀疑，实际上预埋了一个一般性的设定，即我们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所要做的实际上不是找到答案，而是要借着提问，推翻某种已有的普遍结论。
这并不是坏事，但往往也容易使人走向另一种极端——任何一个提问者可能本身已经预设好了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向你提问，是为了确认你是否能和他想到一起，你是否赞同他的意见——本质上提问已经变成了一种立场与站队眼光的规训测试，问题的交往场域展开，即关系性回答，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个体向你提问，他们可能并不是需要关于该问题的回答，而是需要你提供一个解决他们烦恼的具体办法，所以你可能会惊讶于一些看似有理智的人，提出一些很荒诞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不涉及金钱的情况下，激励员工更加高效工作——他们未必不知道钱是标准答案，但他们不想要这种答案——很明显答案是很多的，但是最正确的答案往往并不意味着真正完全解决问题，而是在当前位置能够最高效处理问题，即便是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很多所谓的问题都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不妨从数学角度看，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一个数学题的答案是 5，那么我们写成：√25，算不算错？因为一个数字的表达，是可以有无数种形式的，但是就简洁性和易懂性角度看，数字 5，无疑是最简洁的表达，如果提问者或者数学题目本身并不要求以最简洁的数字形式表达出该问题的答案，我们甚至可以把 5 的答案写作 5+sin(π)，但是我们却默认 10-5=5，而不是 √25 或者 5+sin(π)——换言之一个数学答案的数字书写模式可以是无数种，但我们偏偏都默认选择了最简洁的形式，这不仅仅是一种数字化规训。
当然我们可以从更深入一些角度思考，当我们在一个至少两人的交往场域中，提问其实面临着两种回答的对象性依赖，意思是，当我们在这个场景中，对提问者的问题做出回应时，往往意味着两种情况：
第一是我们在回答问题。第二是，我们在回答提问者。 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重叠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给出者是人，而不是机器或者人工智能时，我们不难想象到，我们同时在回答问题和给出提问者需要的心理预期。
这意味着你不仅仅是在回答问题，你更是在提供一种使人消除疑虑的抚慰工具，他就是这种确定性的话语——实际上，即便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正确的，当提问者得到一个回答时，他便会转入下一步思考，而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交往场域中一种必要的活动表现——它表明当事人试图在你的回答中找到一种可能的焦虑清除手段——而提问本身就具备这种功能，因此它不得不对其结构难题做出一个真诚的表态，即很多，甚至大多数提问，都不可能有清晰明了的答案——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提问者需要的东西。当然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回答提问时，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同时面对着两重甚至更多重对象。
一道数学题，你的任何回答实际上都是回答，包括空白，如果你写了答案，你同时回答了问题本身和出题人，但如果你答错了，或者空白，那么实际上你所面对的情况要复杂的多，表面上看你给出的错误的答案，实际上你也有可能辜负或者忽视了出题人的意图，这个回答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现实状况——某种潜在的社会交往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分析，其实很难被理解，根本原因是当我们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模式中时，我们很难发现我们所直接参与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这种体验可能是私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身是否得到回答者的重视，往往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心理建设能力是否强大，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感受到这种隐形的交往形态——一个存在论之中的人的身份，即此在，是通过他们追问存在而获得的，这个追问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得到统一的回答，因为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答案不是可实证检验的——从源头上说，问题没有好与坏，而在于不同场景中提问角度的差异是否带来了回答者的尴尬或者错位匹配，比如问太监性经验——于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进入存在论身份，只能从形式上看，追问存在是需要理性的——而不是我看到你问自己我是谁时，我也问我是谁。
日常语言的难题，永远是存在的。因为有时候提问往往不仅仅只是一个提问而已，这样，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问题发生的至少两种基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先天知识。之前我们分析过先天知识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但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先天知识问题——知识，可以是先天的，但是问题不能。
在这个体系中必须有一个存在是必然的，就是理性存在者，经验本身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理性存在者的存在，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推理：先天知识被认为是纯粹非经验的知识，注意这是一个后天的关于先天知识的范畴概念，即我们通过经验本身区分出了非经验的知识的范畴，并给出了基于这个范畴的先天定义，那么似乎就不难理解，不存在后天意义上的先天知识，但是存在着某种尚未被划定范畴的东西，他们具有某种非经验可能性——然而这种表述未必精准，因为只有在经验发生后，我们才知道先天知识是一种这样的东西，那实际上是在说，先天知识是一种相对性的存在，在经验发生前——也就是生命，特别是理性存在者诞生之前，先天知识不以经验形式存在——这不是在说先天知识在经验之前不存在，而是我们无法以先天知识去形容这些，不确定的存在——这充分表明了经验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数学也好，逻辑形式也好，即使被视为先天知识，它们的显现与存在也必然得借助人之存在。
这就是说，先天知识的概念实际上是必须要依赖于经验诞生之后形成的概念而被理解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不能否认存在着后来被我们认为是先天知识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谈到它们在经验之前存在时，我们无法用先天知识这个后天概念去指称这个东西。
那么他与问题又有什么关系？——你看问题就来了，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不难想象纯粹理性的存在，以及先天知识的存在，但是当我们的经验发生之前，这种东西实际上本身也是一团杂多的混乱物质（甚至不是意识实体）——那么如果我们把问题定义为一种追问式的寻求答案，这实际上意味着，存在者存在，才有可能，我们回到巴门尼德的循环，这是此在，也就是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的，甚至是理性存在者的前提，能够提问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存在，从这个角度要推导出笛卡尔的著名论题“我思故我在”是很简单的，这样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的理念，只有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经验主体诞生以后，问题才开始得以发生。
苏格拉底的经验实际上更有意思，他说，他自己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问题实际上与知道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必须要不知道，他才会产生基于经验发生的问题——如果你是全知者，那么在你的经验中是不会发生自我视角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在全知者视角，或者在纪伯伦的先知视角中，你从提问者，变成了永恒的回答者。不过无知本身并不天然意味着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事带来的可能性，反倒是在现实世界中更真实的结构组织——多数人会因为无知而想要知道，少数剩下的人则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