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生成（五）
不如再谈谈蛋糕的问题。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要说分配话题本身与这个系列的主旨——问题何以成为问题相关，恐怕得动用一些脑筋，但也不是不可做到——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断从问题发生问题的例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认识论角度看出来，问题的无限性——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早就说过，世界是事实构成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逻辑上应该很明了，也就是说，任何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本身，本身都并非是问题，而是基于人类认知体系的匮乏而产生的问题，任何事物，世界上一切事物他们本身并不存在于一种自身认知，本体是什么是有两种面向的，一种是自然本身，一个物是什么对宇宙的影响本质上还是随机的，他是什么对于任何同样是物之单体而言，毫无意义——哪怕我们说一个中子可能决定某个宇宙的最终形态，然而这究竟也是随机事件，在诸多物理学和哲学理论视角看，不可能具有人类所赋予的价值的意义。而另一种就要归到人类认识的问题上了，实际上一切问题的提出，本身都是认识的，也就是说基于意识而生——这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大的难题，即我们的一切的对于本体的研究，本身也都是认识的事件——任何宣称物的本质，事的本质的言论，他们自己并非本体，而是认识——这就引发了基础的怀疑——现在我们想到的可能就会更多，事实上当我们谈到生存问题时，基本上都会感叹分配问题——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真正进入有效的认知场被研究，还得是从马克思诞生以来的事情了——当然马克思说到的分配，本质上需要从社会经济角度去看待，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分配问题简单化，但显然现实更复杂。
形如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分配问题本身涉及到的内容可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权力、功利、实用、医疗卫生、文化、精神、审美情绪、心理学、伦理道德等等诸多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表明，一切人类社会中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和分配问题沾上点边，其逻辑在于分配本身的机制决定了两套语言逻辑。往往在对人们都想要的好的东西进行配给时人们会使用分配一词，而在说到任务、坏东西、难题时，我们会说分摊、摊派等，正因为他如此复杂，实际上是有利于更多思考的，事实上分配问题要比所谓电车难题更复杂，而电车难题现在早已经成为一个“厚重庞杂”的复杂学问体系，既然如此，更关乎现实价值的分配问题，大概更难以脱离人们的日常视野——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分配问题上，先验前见地植入了一个需求和价值取向预设：公平、正义。
于是分配本身就被我们默认为，似乎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但我们这个议题一开始就引入了一种文化价值，这插曲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更可疑的哲学价值分析可能性——即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的理解差异，这是哲学翻译问题的基本难题——事实上在西方语言描写下的概念被翻译为中文时，谁都不能阻止中国人以某个概念的本国文化意涵去理解他，那么当分配与各自的文化、文明对应起来时，分配问题就不仅仅只能是一个权力的结构问题。
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谈论分配正义的时候，我们本身总是认为那些能够分配的资源都是好的资源，这是一个不需要过多讨论的事实，好的资源如果是大家都想要的，坏的大家都不要，那么分配本身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生指数的健康发展——这本身是需要权力的，然而分配模式是会发展的，其结果是分配者面临的不可能永远是不抱怨的待分配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对于资源和分配的理解——这一点实际上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分析——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社会治理基本困境之一。但当我们谈论分配时，往往很难真正做到在任意场景下的事实公平，比如当我们用平均分配去做公平的标准时，很显然我们必须同样平均化被分配者的胃口——如果是一般财物倒也正常，但如果涉及到保命，或者涉及到基本尊严的物资分配，平均往往反而是不公平的，当然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平均所服务的对象是一种符合普遍逻辑的平均，即一种大众的、常人的平均，在这种所谓的平均下，我们可能做到保证有权者不会因为其权力和身份、地位等因素而导致获得多分配到资源的权力。
但我们不可能只在权力方面讨论公平，这大概是现代哲学家们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和一般问题不同的是，分配问题并不是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问题，而涉及到真正现实的问题，所以分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普遍公平，是因为总是会有海量的个体案例——这也是一个哲学通病，就是哲学家们口口声声都会说，我们的普遍并不是覆盖全部的概念，但是当提出任何一个个体案例不在这个普遍概念内时，他们一定会拒绝——其原因在于人的变化往往无法被一个普遍的公平范畴定义——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往往只是站在一种逻辑完美的可能性之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哲学家角度思考问题时，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试图以最高的智慧去解决一些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困难的问题——但这本身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是抽象，却非普遍的，我们能够得到的答案虽然说出了事实的本质，却并不能直接完成从问题到答案的解决的的闭环，这就导致很多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去揭示，现实就是人很容易转向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倾向。
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公平分配都来自于我们对于事物的经验性认定，根本在于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在宏观层面，特别如此，那么事实上无论我们再怎么看似合理地切一块蛋糕，最终分配到人们手里，哪怕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也不一样，这就意味着公平实际上并不与绝对划上等号，否则，人们几乎就无法谈论公平问题。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关注公平问题，最终会回到一个难以否定的荒诞命题上——即我们都在追求纸面公平。
很多人可能认为公平、正义等正面意义的，人们都追求的事物，往往具有共通性，或者可以互存，实际上这不全然，否则也就不会发展出所谓伦理、道德困境难题了。这个蛋糕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表面上我们在追求一种公平，即一种分配正义，但实际上分配这个词还是在暗示一种权力的运行机制，过去很多人听说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等所谓分配，似乎就自然而然想到公平问题，但我们却往往忽略，或者有意忽视这种概念中，关于分配该如何理解的难题。这里实际上说到的是一个认知或者概念矛盾的难题，即当我们说到分配时，到底是否确定在一个所谓理想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中还是否有机构组织行使资源分配权。
逻辑上马克思会认为这时候需要一种名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机构或者说组织来协调，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基本上已经设定了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国家消亡，政府消亡，机构消亡，权力本身被分散到社会中每个个体，那么实际上只有当自由人联合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临时的决策机构和组织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分配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词义概念的资源分配方式，这里用分配来说，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根本原因是我们需要使用一种概念去形容在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类资源获取方式，不过与其说是按需分配，倒不如说是按需取用。
因为在分配这里最起码还保留着一些逻辑上需要走的程序：
提出申请，审核，没问题，批准分配。
要知道人每天都要吃喝，即便是大众协调一致，每周设定一到两天是分配日，也需要组织其极其庞大的分配单位，其逻辑依然需要建构起一套权力制度，也就是说，只要走分配式使用资源，逻辑上就不可能适用于共产主义。因为我们几乎很难保证一个人提出的需求，能够做到实时审核，实时批准，如果这套逻辑运用到紧急事件上，完全可能导致生命问题，比如医疗急救，问题在于，医疗机关同样是政府的，社会保障单位，国家消亡，医疗本身会分散于各种现实场景，但如果启用追责机制，那么就无法避免机制化组织机构的诞生，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其违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初衷，众所周知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暴力机器，也就是警察和司法机关的。
分配本身是具有先验预设的，即有人把物资分配给需要者。所以按需分配看似是改变了一种劳动者获得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本身也限制了社会发展，而与设想的共产主义理念有一些杯葛，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早上醒来，你要做的事很多，但现在你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逻辑上所谓需求的不合理性，往往也因为物质的丰富而被消解了，也就是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可能会想，要吃什么，如果这里我们采用分配这种机制，就意味着某些资源需要公平分配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的手里，而分配本身带着某种审批需要，所谓按需，需不可能是无理取闹的需，或者虚构的需，在物质丰富时代，这个需的制造，就只有虚构，或者不实，但是实际上这很难量化，比如早上你想吃惠灵顿牛排，另一个人想吃包子，看上去都是正常需求，但是在作为早餐分配时，哪怕真的不计较其他，他们两个东西的性质也是不同的，长期下去，依然会造成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生存性问题的差异。
这里我们不妨再假设把合理性加上，即要识别真实吃饭需求，这个需求到底是要吃饱呢，还是要吃好？还是既要吃饱又要吃好，也就是说需求，本身会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中必须承认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定规则，规则本身是需要有暴力机器执行的，但这不符合逻辑，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强制规定，约定，什么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合理需求，什么需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不合理需求，但这有一个阈值，即在需求面前加上明显的合理五个字，或者说是一个明显不合理的需求不被满足——但这可能不是我们可能考虑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还会加上一个预设，即人人拥有较高觉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吃喝玩乐的需求，实际上已经降低了物质无限丰富的说辞所蕴含的现实含义，也就是说，如果能率先实现人人都觉悟的情况，那么所谓物质极大丰富的丰富程度，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低标准。
觉悟越高，需求越压缩，这毋庸置疑，既然如此，人人高觉悟，就不会有要求物质极端丰富，而是只有一个在可循环条件下的物质基本丰富即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就是活着，这样的话，所谓按需分配，就会在吃饱问题上不设限，但是在吃好问题上设置合理性标签，即早上如果吃两个窝窝头就能吃饱，而大家觉悟高，人们就会都吃窝窝头，而不是战斧牛排。这就是所谓物质丰富的一个理论的推演的极致——这也是最有可能被理解为，最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在吃的问题上如此，在衣服，住房，出行的需求就更是如此，所谓衣服，基本需求无非就是大家审美都必然基于觉悟而趋于相似，这反倒是更像四五十年前大众基本统一的服装形态……很多人可能认为想象中的大同世界是多么美妙，事实上反而这样才真实。
在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绝对化，比如公平的绝对化，正义的绝对化追求反而是荒诞的，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其背后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奖惩机制在起作用而导致我们会产生一个做对了才符合成功的价值，做错了就会得到天钉的处罚，事实上今天人类一切设想未来的场景，基本上都局限于我们今天的视野，如果未来的发展模式完全和我们发展的不一样，但我们却依然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未来不是一个充满未知，而是被有限认知所限定了发展范围的一个非自由世界——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被分配者，试想：
有 10 个人要分配 10 个蛋糕，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平均每人一个，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这算是一个公平的分配。
但是很多人并未从被分配者的角度思考自己的需求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并且是真实大于假设的假设，如果说分配者中，有几个鸡蛋过敏的，有几个不宜吃糖的，那么如果没有特殊定制，或者以非蛋制作蛋糕，那么这种公平性是否依然能站得住脚，这实际上有两个回答，这意味着公平问题实际上还要分两个支线：首先是从结果角度看当然是每个人分到了对应的东西，固然是好的，可如果我们是实用主义者，或者功利主义者，大概会意识到这种分配方式是显失公允的，实际上他对应的是一种正义性，——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正义与公平的非对称或者说并不能互相补充，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因为它造就了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公正性。其结果是，表面上达成了一种公正客观的价值表达，背后却有可能造成被分配者的健康问题。其次，从需求本身而言，我们总是默认分配资源时，往往基于被分配者的需求，但这显然又不当，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是全民——也就是集体所有，那么即便身为成员之一的个体不想得到该份资源，他们也必须要被算入分配者之中，这本身算的公平？当然形式上是，可实际上依然未必，当然需求本身不可能是走向大多数否定的，而是大多数不满足的，不是说不公平分配导致的不满足，而是公平分配导致的不满足——其差异性体现在，对于资源的占用价值的认定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真正参与分配的人，几乎每个个体所认为的公平都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认可哲学家们说的公平，这不代表他们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能力或者能听进去哲学家的说辞，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的需求，就海德格尔角度看，大概会认为这种认可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困于常人闲谈——哲学家们所探讨的往往是分配者的公平，也就是制约分配者，而不是制约需求者，或者要求被分配者都采用同样的一套分配评价体系，那么即便我们承认在分配资源问题上人们所认为的一人得一个或者一份的，算是公平的，实际上我们大概能知道，这只是基础的公平。根本的逻辑是，一种普遍抽象的公平理念必然与大众所认知的公平理念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差异巨大，虽然我们说普遍不是全部，但是当我们去谈具体的公平衡量事件时，我们却会认为，我们所评判的事件和人，基本上都在普遍之内，而不是特例——实际上如果我们说这个事情正好超越于普遍之外，人们反而会痛斥这是胡说八道——这正是理论的顽固之处。
分配问题涉及到的恐怕更多，其根本原因是，很多问题恐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里我们不妨就此在展开两个基础的分支问题：
1、资源为什么必须被分配。
2、公平分配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公平分配本身，造成反噬。
首先我们需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资源是需要进行分配的。就放到这个问题上来好了——我们为什么默认做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需要被分配给饥饿的人或者想吃蛋糕的人？
人们的第一感觉大概是看到一块蛋糕，都会认为只要它不是坏的，就该被分配，蛋糕如此，钱、黄金、农田……凡是对人类有利益的东西，如果不进入人类的需求分配领域，被人分走，人就感到不痛快，这是为何？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用哲学逻辑进行理解，于是不得不请出心理学和脑科学家或者一些历史学家去分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禁止浪费的习惯，这显然是一种不成文的价值观规训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似乎因为某些意义上的物质丰富，而并不想以前一样，这似乎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事实上当人类早期社会阶段，物资匮乏的时候，人们真正需要适应的是，从猿类时代演化到人类初期的所谓物资匮乏——实际上大家都想到：
如果我们还生活在地球上，所谓的物资匮乏并不是说真正代表着我们找不到吃的喝的穿的，就要死掉了，而是说因为我们自身对现实宇宙中原生产物的使用和发明不到位，我们对自然的改造不到位，导致我们无法有效利用资源，结果就是造成了无端的浪费和无效使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了一种人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假象——这就是所谓的物资匮乏。
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被训练出了一种对资源的强烈占有欲望，在古代社会这往往是造成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现在的社会复杂多了，但是人们对于资源本身的欲求，实际上强化了这种必须要分配的心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类问题，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衍生出来了很多基于原始权力欲望所控制的思维模式的固化表现——大多数人没苦硬吃，其本质，还是在于对资源分配的不确定性。
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解释，而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我们不能完全从人类整体角度去分析问题，但人类即便是从整体中划分出来，基本上有可能要分为这边一个小整体，那边一个小整体，或者多个小整体、大整体的分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中人们因为资源匮乏——本质上是因为分配不均或者不合理导致人们承受了饥饿，或者生活地毫无尊严，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有东西，就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或者是否有价值，然后是否为我所占有的迫切感——一个令人感到不快的现实是，在早期社会资源不足的问题是生产力不够，而到现在资源依然不够——不是资源本身不够分，而是分配的重心有所倾向，导致真实需求者无处可求，非真实需求者堆满了无数，任凭其荒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
我们之前说到的需求，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赋予我们一种人的身份，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需求，那不是因为他变态了，也不能说他不是人，而是因为他更像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超人——但是这种情况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当我们提到觉悟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教化和规训逻辑的实验，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为什么要分配资源时，其背后对应的可能是对物质的一种深度影响——如果我们刻意压抑自身的需求，物质被分配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这实际上是在给他人制造机会，而这显然是一个集体社会所必然提倡的事——物资、资源必须被分配的逻辑是——所有人都需要他们，这种需要并不是一种基于现实使用或者实用需求的需要，而更像是一种未雨绸缪式的生存需求，人既然是社会动物，那么我们不难理解人类是很难真正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甚至——任何一个人想要主动放弃社会生活，也是不被允许的……
要想在这种社会中获得一个自我身份，必然需要拥有一种公共意志价值的需求观念，尽管这种需求观念也不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参与到分配过程实际上代表着对这种集体与社会身份的认可，这是一个准入执照，通行证——理由总是千变万化，但这却更像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社会生存能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资源的需求会不断积累对分配的欲望，相反，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发生反转，其原因是，当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大丰富时代来临时，当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时，几乎不会有人对资源产生必须要分配的需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始终拥有他们，也就是说，在当前模式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确定性——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就算拿再多的黄金，也不可能真的拿整个宇宙的黄金放到自己的后院里——放不下。
当然分配本身会有一个问题，我们上面多次提到，这就是人们对于分配本身确定后的正当性、合法性、公平性和正义性的问题，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话题，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必然是冲突的，因为就目前模式下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逻辑判断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即便是纯粹理性的哲学探讨，能够给出明确断言说，如何才算正义的人，才算公平的人，也不在多数，即便是提出无知之幕的罗尔斯，始终也面临着众多反对者的批判其结果是，不公平反而是公平的，不正义反而是正义的。
这虽然违背逻辑，但却是现实中适用的一种保证分配方式，一般来说哲学都主张讲理，而不主张暴力或者威慑，但这却又远比哲学来的有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理论上分配大众都不服，即便是每人一块，也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的功劳、疾病、身材、家庭等等问题而要求获得更多，这样即便大家表面上服从，实际上也会因为内心不服而导致民心困境，大家当然想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一人一个——定义权，实际上掌握在每个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分配者手里，那么人们可能必然会提出一个现实问题——分配者获得分配资格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总是设想分配者会因为自己也处于被分配者之中而认为他自己一定会公平分配，那就太蠢了。但这不是实际上说他们的思维很愚蠢，而是说他们对于公平本身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哲学家们思考问题时，大概不会认识到自己其实站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即替人类做思维理解的角度，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思维和思想没有价值，而是说这种立场本身的被忽视，使得他们看待一切问题都会认为自己的角度是正确的，其结果是，哲学家本身不仅没有改善人类自身被奴役和被规训的现状，他们自己反而成了思想规训的主体。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到的问题的根本。是因为哲学家本身会有一种想要处理问题的冲动，其冲动本身和这种分配逻辑一样，看到资源就想到要分配掉，要不然浑身不舒服，正因为如此，人们会认为能提出问题的人往往是有极高能力的，但这种能力，会被归结为发现问题的，所谓问题意识，其背后，却带着很多难以处理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