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 9
一
我常看到一种社会性评价的论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巨婴社会，这个问题其实还和之前我看到的一些问题差不多，就是说很多人看到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不正常的人类行为举动，我们会说，这是巨婴，是丑人多作怪。
这个问题如果详细回答，无论如何分析，都无法理解，因为人们的作怪心理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从背后去分析——也就是从本质视角去看——总有人抱怨丑人作怪现象，本质上是在说，那些被社会主流审美，主流价值，主流情趣所忽视的一群人不该大吵大闹，而应该和大众一样普普通通——不过依然存在很多现实性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普通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在社会中生存下去，而对于所谓丑人，则不能，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将其有形无形，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对抗社会规则的行为，视为作怪——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见这个国家数千万的残疾人，是因为人们习惯了一种以正常的普通而平庸的日常生活状态去理解社会而这个社会也正是如此回报普通人的，正因如此，即便是广泛存在着便利性措施，也几乎很少能看到她们发挥其价值——我们之前也曾说过，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活着，就必须要接受世界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狼人杀游戏——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恋童癖、杀犯人、性侵犯，变态、封建主义者、奴隶主等等，他们和你生活在一个世界，但你完全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因此，对你来说，对所有普通人而言，普通反而是一种规范性护身符，也就是说当大众把作怪标签贴到那些试图改变，试图为自己争取些许利益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进行客观性表述，而是一种规避性维护自身存在的基础举措。
这是一个社会性难题，因为当我们设定人是社会性且群居动物时，甚至当我们说人是社会关系总和时，我们实际上是抽象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人会想办法让自己符合这种理想，有意无意，人会群分——那么在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的场景下，出现残疾人，出现“异端”，出现一些不符合常人审美的状态——反而不正常——归根到底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思想都诞生于普通人社会，那么他们总是会为普通人去思考——这就是哲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
二
中国人的历史，不像西方人一样，人们接受不了没有良好结果的悲剧，于是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都会以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为基本构成——即便是如《窦娥冤》这种作品，弄出如六月飞雪这样的戏剧性情节，最终都能收获冤案昭雪——西方历史上悲剧，却与中国并不相同，悲剧纯粹是悲剧，因为那种思想感情往往寄生于一种对想象艺术的憧憬——这就导致，中国的文艺作品大多数时候具有反映现实的特性——即便是《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往往也被认为是具有现实的隐喻——这也是为什么《红楼梦》的索引研究，有很大的市场。
本质上是因为对美本身的理解差异，哲学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悲剧式英雄人物？本身也在于其悲剧性价值，悲剧的悲，悲审美情绪，悲的意象，是一种对中国人来说残酷的，痛苦的过程，在中国的概念意象中，悲本身不具有崇高性，因为悲往往意味着终极的幻灭，死亡与折磨般的疼痛，于是就会造成一个中西方本质差异——西方甚至会有以悲剧为美的现代乃至后现代美学倾向，而中国，几乎没有。大家都喜欢完美，幸福、和平的结局——这一点和西方所谓的物哀美学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但悲剧本身也有一个悖论，即，他只能是属于少数人的悲剧，这也是造成这个差异的重大原因，西方式悲剧审美，其主角往往是某些英雄人物，而在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体系中，承受悲剧的，一般都是个体的，普通人，那么这必然会造成一种认知上的困境——西方人无法真正体会到底层民众的疾苦，而只会告诉对方，要努力地改变阶层——不是说社会本身会碾压英雄人物，而是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样，世界本身对谁都不那么偏爱，但是真正赋予英雄人物悲剧可能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成为了英雄，如果他是普通人，他们的悲剧或许不会那么重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叙述悲剧，而不得不从英雄人物出发推出普通人，这是困难的，因为普通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悲剧性与美学要求的价值有较大的差距——最大的原因是，把个体的雄壮的英雄人物的悲剧，普遍化了常人的悲剧。
美的认识和自然社会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当人们看惯中国传统艺术画作，如果他们有一天真的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就像那种画一样，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美的感情——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环境，和这种艺术作品真的是美的，而是当这两种东西互相产生联系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情，这感情让我们觉得这就是美——实际上，人们首先受到了艺术画作的影响，或者生活的影响，无论是先看到山川景色，还是先看到绘画——这构成了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情趣特征——他告诉我们，美的经验，实际上并不仅仅依赖于感觉经验，而是多重经验的符合。
三
很多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哲学，做某种概念上的统一，比如说某个哲学方法，如果这个哲学家说，我的方法是清晰的，我要做清晰的研究，于是人们就会认为，它的哲学就是一种清晰的哲学，但也许仅仅是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确定性，而导致人们产生了误判，即他的哲学只是他研究的那个哲学，但实际上他本可以拥有无限可能，只是因为人们没有去探索，而都认为这个哲学家自己研究的，就相当于是其哲学体系的全部了——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并不代表就是这个哲学家研究的所有的内容的系统性概括和综合——其实这更说明一点，比如当我们提出康德哲学时，我们并不是在说，只有康德自己说出来的东西，才是康德哲学——这样简单的说法，其实适用于任何哲学家的理论，因为很有可能这些哲学家们只不过是刚刚起了个头，就被认为是他这个哲学系统的全部了——也许这正是我们认为很多哲学家总是变来变去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其哲学形成了一个体系，他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这个体系内的哲学家，而不是纯粹的哲学思想者了——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关于哲学家思想的高低评判了，因为我们目前的评价依据本身就是依赖于这个哲学家自身在活着的时候所发出的相关理论的原文文本进行的——但哲学思想本身不是实证主义的，某些哲学家或许仅仅只是为某一思想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里面的内容还是需要后世哲学家们去填补和充盈的，这也是从现代以来哲学逐渐开始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主体作为标签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现象学”、“存在论”这些哲学身上的标签，就不仅仅是一种人物的标签，而是一种思想本身的阐释性认知符号。
四
我们所谓的发现了自然中非人为的设计的现象，本质上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因为人类只有通过设计活动才能创造出具有规律性和美学价值的产品，物质，于是人们就预设了自然界中像这种美的，规律的事物，必然也是设计的。
很多基督教哲学家，对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似乎存在着这种逻辑链条：首先是，他们会怀疑为什么全善的上帝会给人间带来恶。然后他们分析恶的结构，善的理念等等。最后在论证，这本身是一种全善的表现。无论何种理由，从怀疑到辩护，这似乎是一个闭环。但，如果真的按宗教自陈，理论上这种东西是不能被怀疑的，因为上帝创造的世界如果是完全符合它的意愿的，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恶，都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怀疑恶的存在本身，就极有可能是一种怀疑上帝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哲学家虽然自称在证成上帝，实际上一开始就从结构上，否弃了上帝，而表现为在理念上信奉它。
假设人是上帝制造的，按照某些说法，它是按自己形象创造的，且不论这是否可能，且就人的某些品质来说，如果说上帝和人具有某些特质上的相似，只是一个完美，一个不完美，那么人有的自由意志，表明了上帝拥有一种更完美，或者就是完美的自由意志——上帝如果有完美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其实无需为其行为做任何解释——包括在他创造的世界，弄出一些恶来，因为从人的角度看，完美的上帝创造世界，本可能对一个拥有完美的自由意志的上帝而言，就是玩游戏，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开放世界，只不过它相当于最高管理员，自由意志在宇宙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就不需要为人类社会存在诸多被认为是恶的现象承担任何说明、解释和责任——某种意义上说，但凡认为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弄出善恶来的哲学家们思考这个问题，即将其与上帝做了特殊关联，他们把自己特殊化为上帝唯一的玩具——而这显然是自作多情。
宗教话语是自相矛盾的，最根本的矛盾是三全说，我们之前说过其自我取消性，现在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三全说本身是一种审判姿态的裁断，我们会说，你是好人，这是一种判断，判断本身是以理智为先的，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判断本身就是具有裁判，审判性质的，那么当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全善的，全知的，其实是说，我们判定：你，上帝，你是全知的、全善的、全能的。这就是说，人，凡是畅言上帝任何属性的人，都在审判上帝。
人大概不会思考一个问题或者不敢问——如上帝是全能完美者，他的自由意志，是否要以人的伦理为依据？——一旦考虑这个问题，信徒大概要陷入疯狂。
五
普特南的缸中之脑的实验，恰恰非但对于自我意识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是否定性的，反而证实了意识可以被传到到另一个人身上——因为他间接破解了他心问题——表面上看缸中之脑试图对世界的本质做出怀疑，但实际上设定了，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将真实世界的一切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感觉，经验统统都传导给这个大脑——即便这不成立，也代表另一种可能性——科学家已经可以通过对大脑的电刺激，让你感觉到了，他者所谓的痛，爱，悲伤等感情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当然了必须在这个实验中证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怀疑自己是缸中之脑的人，都必须承认他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这不仅仅是哲学难题，也是生命科学，脑科学的重要议题。
他也就承认了缸中之脑这个实验虽然表面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前提却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这恐怕是其现有理论下最稳定的解答了——不是落入圈套去回答缸中之脑本身，而是从其根本上去把困难拉出来。
六
正义论风靡一时，不过在罗尔斯设定的无知之幕内，并没有彻底排除一种可能性，或者两种：
第一是人。第二是理性。
也就是说，人可以基于自己是人的立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因此定夺出什么是正义。也可以说，正因为做出正义判断的是理性人，正义往往只符合理性选择——既然如此，必然要面对个问题就是，现实中许多的非正义活动都是非理性的——理性立法，凭什么可以制约非理性的活动——这不仅仅是罗尔斯要回答，康德也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