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任意门》绪论

08 Apr, 2026

在说到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之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科学各自具有的对象域，它们分别由经验科学的两大主要学科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加以研究。我们习惯于并且乐于通过研究历史和自然的科学而去理解历史和自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恰好只是在历史和自然之为科学的专题对象这个限度以内，去了解历史和自然。……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

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

什么，为什么

在诸多人类人文科学领域内进行的最具有争议的研究，往往都集中于对历史的分析和研究领域，在这个场域内，历史学本身一直都是被架在火上烤的一个处境，许多历史研究者根本没有深刻领会到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就直接喊出一句“历史学必须捍卫人的价值¹”。这简直是要把历史变成一种万能药——从 20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角度看，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对历史学产生了什么新的概念和理解，都不应该有这种，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的论调，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这种论调中看出一种人文价值的必然回归——在康德道德律自身概念中存在的价值意识，本质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绝对化预设，但是个体却要为此承担责任——在历史学家这里尤其明显，比如当历史学家说历史学家必须要做的时候，其实他也预设了一种普遍性。

如果转向古典哲学视角，在道德律中，康德预设是，假设所有人不遵守最基本的某些社会行为准则，理性就会自我崩溃，人就会毁灭，问题是人，或者说所有人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概念，在一个道德困境中，比如把问问康德——如果他知道一个犹太人的藏身地，他是否有义务告诉纳粹军官？结论是残酷的——必须告诉——因为无论是沉默也好，拒绝说出也好，本身都是一种言说，在某些场合下，沉默就是承认，拒绝也是一样，因此你必须要面对一个困境，就是，无论你是否选择告诉纳粹军官你知道的一切，你都是不道德的，且无退身之地，结果是，个体因为理性的存在，不得不遵守定言令式，其本质是要求个人必须要为普遍的准则承担责任，而这个普遍的绝对的道德观，却并不需要为个人的毁灭而负责，因为个人的毁灭丝毫无损于普遍准则的价值正当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律，或许可能成为一种人类价值虚无的普遍化借口，比如当你作为士兵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抓住，你必须交代出自己所在部队的真实状况，这在定言令式角度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维护了理性自我保存的价值——你没有撒谎——你站在了更高维度，而现实中，你不但会被指责为汉奸、叛徒，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这就是一种应然和实然的价值矛盾——没错，为了维护道德律，人类全都毁灭，康德都可以接受。

这实际上是说，当理性设定一条道德律界限作为最终的自保手段时，这条命令的绝对化，甚至可能引起理性的矛盾——他自己的矛盾——矛盾本身的存在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从理性必须为保证自己存在而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矛盾反而是一个安全阀——他能让人在理性的矛盾中感到模糊，感到困惑，因此对理性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这样，人们会想方设法使用理性去处理关于理性的任何问题，唯独不会，或者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理性本身——因为即便是怀疑，本身也是理性，而在这里理性本身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作为对象的客体。这在历史方面的体现，也时常令人感到唏嘘，它显然体现在当代历史学家派系的发展之中的，当代历史学家在批判兰克史学的缺点问题上，那是火力全开，十分威猛，但是任何一个宣称对历史主义造成打击的现当代历史学家，都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贯穿历史的人类价值判断——根本原因是，拆房子要比造房子简单多了，费弗尔提出的所谓捍卫人的价值，显然是一种空话，或者说正确的废话，但是，要是认真研究的话，却又可能要分出许多流派，试想一下，难道说在历史中，人的正义、道德、自由、财产等诸多方面的话题不是一个贯穿性话题么？但是自古以来这些概念都是不同的，今天的概念有它的历史意义，但是很显然是基于今天的社会共识，这种概念的历时性，倒不如说是一种家族相似性概念的不断传承——事实上很多看似历史中具有公共价值观，或不变价值理念的某些判断标准，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如果只是盯着他们的名字一模一样，就认为他们具有历史性价值共同性，那么显然是上当了。

就如同人研究神学，把上帝塑造成人的模样，狗要是有宗教，狗神必然也是狗一样，历史研究中，当我们提出人的价值概念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意义，即人的价值，然而就这个人的价值问题，自古以来也是有不同判断的，我们只能认为他的含义，也相当于是一种语言游戏，其传承，并不具有内部一致性，只是看上去始终都像而已，因为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到费弗尔的人的价值去看，我们始终都在做人的研究——如果让狗有能力研究历史——那么历史学将成为捍卫狗的价值。归根到底，诶，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有把历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部分区分开来，当一个历史学家身兼两个职位，他必然会做出道德上越轨的评价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本来应该是由政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文化研究者、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专业分科的人专业人士去做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被历史学家接管了。

理论上历史研究中最重视的东西，不是什么找到什么规律，不是什么发现什么价值，而是要首先如实书写，一切对人物的评价，经验的总结，规律的审判，都建立在事实清晰明确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如果事实不清，也就是历史客观性不够，我们不但会对不起历史人物，还会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产生不可设想的谬想，这意味着，如果不重视客观性，就没有必要谈所谓价值，因为虚构的价值不值得去守护——让我们化身康德来看，历史学家明知道自己要叙述和评价的内容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依然要下笔，下口，下手去评判，和叙述他们，本质上就是在撒谎，这是一种清醒的对道德律的背叛——这也是那些批判兰克史学的当代历史学家们最容易犯的理论认知错误，历史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把一切问题都置身于历史阶段中去理解，而忽视了可能具有贯穿性，历时性的对我们有意义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主义的否定是一个全盘否定，也就是说，仔细看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原叙述，事实上他正是一个彻底的合理化解说——但是到了历史学家身上，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无论在做任何评价性叙述之前，都必须要明确自己掌握的资料是足够支撑起客观性的——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连如实直书都做不到，那他不如直接说自己在写历史小说好了。

理论上，人类历史的进步本身并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推演出来的预测性的现实必然，而是一种回溯性的价值必然——无论怎么看，人类的历史总是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加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突破造成的，与历史是否必然发展毫无关系，根本原因是，物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熵增的世界，那么在人类知识系统中，随着人类对社会的不断探索的发展，本身就会丰富人类认识世界的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分析，当然能够让人们的理智不断发展，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说进步，这是后话，发展却又有往好的和坏的方面发展，如果我们只说进步，往往以为其价值的伦理预判，会导致我们忽视和边缘化历史中一些显然的倒退和悲剧性的发展结局——比如无数次大屠杀，毫无疑问，屠杀的工具和方法升级了，但是屠杀的行为，屠杀的人口数量导致屠杀的性质在不断恶化——如坚称这是一种进步的结果，那么，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就遇到了危机²。

于是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寻找到尽量客观的历史材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很多都是一手材料，这不能否认，和西方相比，之所以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的书写的连贯性，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代以来重视的是历史的书写，而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书写带来的效果是巨大的——孟子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本质上透露了史书的教化性质，因此中国历代史书，多半是官修的，在这基础上并不是中国历史传承不间断，而是中国历史的书写不间断——对比西方，这里的不同是，西方人并不注重官方历史的书写，所以无论从古希腊时代还是今天，都很少听说有官修的史书——在这个前提下，西方留下了大量文献档案史料，这是现在人们研究西方历史的根本材料基础——这就导致人们错误认为，西方人不重视历史——不是不重视文献档案的书写和记录，而是不重视官修史书或者历史书写的连续性——所以看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跨度千余年已经是非常大的鸿篇巨制了，还是私人修撰的，而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时间跨度不过 20 年，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哲学，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始终，或者说主流都是集中在民间，即便是在中世纪，很多时候也一样，而中国的史学、哲学至少在汉代以后，已经成了一种官方的学术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他的传承中，自然带着大量的社会控制需要——所以，不是中国没有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不思辨，而是某种意义上，主流的意识形态被控制在了少数人的手里，如果那些东西足够维持他们的利益，即便民间有差异化的思想发展，也不会引起受众的兴趣——哲学，历史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大家，而是受众和读者。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深刻认识到事情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流程，所以很多人往往乐于谈论本质，我在这里往往也喜欢用本质来表达某些问题的实质，但是从不同的视角看，本质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当我们从康德的定言令式角度甚至历史学家的工作，最终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学家都是道德破产者，都是骗子。其逻辑是这样的：

没有人反对历史研究中需要使用到原始材料，无论是档案、文献、实物等等，这些史料再原始，也无法让历史完全复原，因此历史学家是知道某些历史片段是无法被书写出来的——不是不能，而是无法，因为历史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于是当一个历史学家要书写某段历史时，哪怕只有一年的时间跨度，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很多内容是需要合理虚构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书写连续的历史内容时，是知道自己撒了谎，或者虚构了内容的，定言令式本身是绝对化的，这意味着，哪怕有着合理理由，历史学家只要写出了著作——就都是不道德的。

我看到很多历史著作，往往还有一种对资料运用的不恰当，比如在某本叫做《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著作中，我看到了一条历史研究中常犯的错误论证方法，在绪论中，作者黄博引用了一首宋人文同的诗：

国初已来治蜀者， 处置尽自乖崖公。 当时奏使便宜敕， 不与天下州府同。

作者在注释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在《永乐大典》中被收录在了另一个叫做强至的人名下，作者在论述这个人不是这首诗的作者并指出《永乐大典》错了时，采用了两个根据：

1、强至是杭州人。

2、强至没有为官四川的经历。

这个论证的结论，未必是错的，但是如果仅仅是采用这两点来作为论据，这个论述的结论显然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无论如何现实中的情况复杂多了，我们完全可以反驳这两个论点，首先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籍贯，并不妨碍他去过四川。第二，就是强至这个人即便没去过四川当官，本身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去过四川，因为去四川和去四川当官，本身就不是一个概念——更何况，即便他这两点说得通，最根本的是，那他的亲戚朋友家人，谁能说没有一个与四川有关？

这就是论证的薄弱性，导致这个注释的说法其实并不能完全说服一些专业的读者。这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所谓的本质都是从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出发的，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出发，历史的本质是经济的，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历史的本质是文化的，历史研究也一样，它是经济的活动，文化的活动……本质，甚至都不是它自己。在这个角度看，一切关于过去的记载都具有建构性，因此我们从古至今以来，便不得不与一个概念纠缠——即所谓求真，与实事求是。而这个问题却与我这系列文章要讨论的几个主题，有着密切联系——至少，如果我们不仅仅渴望于历史的作用是教化和使人放弃本真时，这几个问题就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我们把本质从事物中剔除掉，我们会发现，事物实际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无论是经济、文化乃至于历史本身，都具有建构性，也就是说，谈论本质，追求根底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最终只能收获关于他们自己的不断毁灭的失败——本质主义其实是反本质的，在本质主义中，根本不需要本质，因为一切本质都是附加物，而不是本质——但是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根本原因是，只有这些东西作为本质，才能说服大众——劝化众生——也就是说，包括这篇文章中一切从存在视角谈论的本质，都是一种价值同化的规训——即便是一个原子，我们也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本质，原因是，物质无限可分，最终他们是什么构成，谁也不能清楚知道，我们今天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在可见、可观、经验世界中一种尽量趋近于事实的认知建构——这就是我们说的，对历史规律性的判断的失败，尤其是针对那些批判历史主义的现当代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就像那些审视历史甚至审视哲学的高纬度认知者，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提出有效的建构，以弥补对于历史主义批判的后遗症——因为一旦他们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他们也必须要承受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的观点本身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具有长时段，甚至普遍的人类关怀——他们可以批判历史主义，但这个就像个循环一样，这种批评的最终结果是，他们自己正成为历史主义的最佳实践材料——这就是现实意义上最好的，存在论体现。

这样，历史哲学的研究必然陷入到海德格尔式的矛盾——人只能在历史之中谈论和批判历史，这样一来，相对主义就是必然的，因为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盖棺定论的正确性之后，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历史尚未终结，便一切都有可能，而过去发生过的思想，到底是否准确，显然就不可能达成共识——除非他显然地有问题。

基于上述一些状况，我认为现在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可能在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方面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可能性，但未必会创造一个新的形而上的历时性价值观念，为此，如果有人想要寻找到任何一个回答——请看海德格尔的这句话：

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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