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观
我这个博客，经过一两年的时间的建设，终于在去年，把死刑话题写尽了——或者说作为一个系列写尽了，而之前我曾开启过一个《时间与任意门》的历史系列——该系列主题是谈论历史与量子力学、光学之间的关系，并从信息论角度分析人类历史在宇宙中传播的可能性以及我们通过未来科技穿梭宇宙空间收集地球光子以最终从影像角度重新理解过去的可能性，而任意门，是一个关键的渠道。为此我提前了很多时间酝酿，不过这些日子我的关注重点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一些话题，这方面我相信是我们研究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根本前提。
原因是，一切历史问题的成立，最终都是为了关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或者为现实提供参考——即便我们不那么想，一个人也不会无缘无故阅读历史，除了爱好者，多数人其实不需要历史信息，他们除了在政治书和学校里接触的信息之外，多数都是无意或者非主动接触，如果你主动接触，你会发现，社会中多数的历史书都是通俗读物，他们虽然具有一定学术性，但是大多都是为了让读者理解的这些作者所要感慨的某种经验——也就是所谓作者自己的读史经验，所以很多历史书写得都非常艺术化——我们之所以要从历史哲学角度开始，是因为历史本身是一种经验和教训——历史是时间性的，是此在在世存在的一种时间性的体现，那么我们必然需要搞清楚——为何需要搞清楚。
试想，现代社会中，历史遗留下了很多谜题，最关键的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当今中国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告诉我们的还是摩尔根体系范畴内的解释，但是这已经是一二百年前的事了，母系氏族那一套理论早已经成为过时理论，倒不是说母系社会不成立，而是他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唯一的解释人类社会早期形态的理论架构，如果大家学习过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或者说史学发展进程，应该不难发现，在新中国前数十年，国内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之根，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不是中国独有，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受到了苏联的影响，至今都有其身影）已经充分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过讨论——其中历史问题很多以苏联传入的相关方法，对古代社会中的社会分期如奴隶制、封建制等问题，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一切对社会有重要关切的历史问题（就是对所谓的五朵金花问题进行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研究分析，也就是史观方面的探讨——从那以后，主流或者说从官方叙述角度只能从那些结论出发）——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根基，但说到底仅仅只是在做理论的争辩，甚至是带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先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前的古人也打上政治烙印——动辄批判你封建了，我反动了——以至于无法形成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而只有大量的说教，这倒是反而离所谓的唯物主义越来越远了。——我们甚至连实事求是这个唯物主义最基础的要求都做不到，弄得即便是嘴上说物质决定意识，却始终都必须要以意识形态先行，这样，历史反而失去了其借鉴价值，而只成为了一种批判的材料——最显而易见是，马克思一派把社会历史分期成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分期显然是从西方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从西方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这要是放到今天一些所谓的西方伪史论者的眼里，恐怕得左右脑互搏了，一方面要急于否认西方历史的真实性，一方面又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但他决然想象不到，以社会经济来分析人类制度的构成，它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根本原因是——人受不同地域的地理、文化因素影响，社会构成和运行发展规律也必然是有所区别的——以奴隶制社会为例，现阶段人们套用苏式分期法，把中国上古时代称为奴隶制时代的依据其实并不够牢靠。
因为社会制度，在文字不发达时代，显然是很难被留下记录的，而我们现在找到的信息所显示的内容可以基本肯定，在早期社会存在所谓的奴隶（但未必被叫做奴隶）、并且早期社会中王公贵族死后，会以奴隶殉葬，最典型的是，商人的祭祀活动常常使用俘虏的羌人以及外国人（即所谓外族），然而在马克思的所谓社会分期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要求——即如果我们把社会分期严格划分为奴隶制，其奴隶制的根本是社会生产占据主流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部分社会生产活动都是由奴隶完成的，那么奴隶制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奴隶必须被投入生产劳动——早期社会可能手工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奴隶制最显著的特点应该是参与到根本的劳动中去，即农业生产，而这个方面发现的，明显的被称为奴隶，或者大量使用奴隶从事生产的——基本没有找到几个所谓的例子——但是很奇怪的是，像《诗经》这种早期社会诗歌，有很多反映劳动的，人们会说，那里有提到人们被召集参与宫廷劳动的——按说这些人还算不上是奴隶，却依然会有人想方设法将其往奴隶身上靠——没办法，其他方面的资料太少了——而且如以祭祀为例，把奴隶杀了祭祀，或者把奴隶杀了陪葬，似乎不管如何说都不合理。
所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人们经常会感到很诡异，按照西方的封建制度，似乎无法和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似乎从未出现过什么采邑制、领主制啥的，为什么分明是君主制的帝国社会，会被叫做封建时代？结果近代来了个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所谓搞笑分期——当然如果这一切还可以商量探讨，倒也说得过去，毕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似乎是很正常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相信这一套分期理论似乎还不是一个历史的、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感到这是一种悲哀。
我之所以说到，这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历史领域，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防范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反对盲目否定历史事实的运动——实则又是一种以树立正确价值观为导向的思想运动——当然这对我这种私人研究者似乎也没啥意义，毕竟我似乎没有想过要把文章拿出去出版，所以我只是研究我的，在个人小站上逞逞口舌之快——更根本的是，如果以虚无来看，我似乎也不敢去伪造历史，反而更愿意去打假历史——正因为如此，顾颉刚以及兰克之后历史学发展才有了重要的价值以及意义。
鉴于我之后可能就将重要更新内容，放到历史相关的主题，比如一些明清、民国历史议题研究，我有必要先陈述一下我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重要的是我如何理解，观念、解释以及历史本身。这不能说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话题，而是一套基本的规范性限制——它限制了我必须要站在这套规则系统内，发出我自己关于历史的关心，而避免一些过分的慌乱——即义愤填膺过了头。在那之前，凡是之前读过我部分文章的人，或许能知道我的偶像之一是德国近代历史学之父，即兰克，我不把唯物主义史观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当做偶像，是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不是历史方面，而是他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压抑的象征，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这个人被选定为这个破局的人物——当然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已经有很多人，或者说后代历史学家对兰克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尤其是认为兰克所谓的客观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这样思考，兰克说“如实直书”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只能研究出客观事实来才能书写历史，那样是完全做不到的，反而是只有把“绝对客观”作为一种研究目标和方向，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对历史负责。
假设我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那么物质的第一种特性，就是它存在着一种客观性的属性，存在的物，是广延的，即我们之前提到一些，比如一个物体表面发射的光，或者说被反射、折射出来的光，它的光波属性、粒子属性的存在是特定的，唯一的变数是，表象往往被人，尤其是不同的人所误解——有人看到蓝光可能因为视觉不良而理解为紫色，有人可能因色盲而看到灰色——但是其物理意义的存在却是统一的，然而即便是这种物理性质，却是需要极端严格的机器去测试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须要经过后人观测验证，才被证明是科学的——而要回到规律，我们之前说历史是没有规律的，这本质上是反马克思理论的，但我坚持认为，这是正确的，根本原因是，任何规律，实际上都是以人类视角去建构的——物理意义上的规律存在么——根本原因是，规律，这个词是人发明的，也就是说哪怕物理世界存在着某些被人叫做规律的东西，只要人不再，那就不是规律，因为，人已经不再是衡量宇宙万物的尺度，没有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规律？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有一个钟，每隔 1 小时响一次，请问他有规律么？如果我们只是以耳朵去听，大概会认为那也是有规律的，因为我们还有手表、手机可以看时间，去分析那个声音响起的时间。然而物理意义上，时间是无限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假设这个钟，他不是每隔一小时响，而是无规律的，比如第一声与第二声之间的间隔是 59 分 59.9999999999 秒，而第二声与第三声之间是 60 分 00.0000000000001 秒，如此不等，那么我们的耳朵在无法分辨出这极其微小的变化之时——我们难道能说那不是规律（一般人） ？然而现实就是，这种极端微小的差距显然会被我们的感官所忽略，而即便是要进行实际运算，我们可能也会引入人为建构的规则强制规定这个差异可以忽略，进而使得原本不能说是百分百的物理规律，成为一种规律——历史规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历史上看似相似的东西，看似有道理，比如朝代衰亡的周期律——他似乎看是一种规律，实际上反映了某些辉格史观流派自己心里的某些阴暗角落——把古代王朝的某种盛衰之变，浓缩为一个所谓的周期律，似乎就能说明自己有多正确——我不能说这事有啥不对，但是决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客观的公论——要真的说起来以 300 年为界，秦代以前似乎反而封建王朝、所谓的奴隶制时代都比 300 年更久，那岂不是意味着那些反而是先进的？而且如果把将将超过 300 年的宋代拿出来看，那岂不是说，国家越小，反而可能越长存？
当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因为一切的思考、思想都必须要建立在语言之上，很多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问题，恰是因为语言的模糊性，把很多其实不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化了，所以你会发现历史研究也分派了，就如哲学一样，历史也分出了分析的历史研究，但是，重点就是这个但是——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方向，似乎很少受到这种哲学转向影响，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马克思的影响太大了，且加上长期历史学研究领域被一些重要知名人物把持，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很少——所以从我的视角看，虽然我反对马克思独霸一方，却也并不想挑战其地位，但是就我的立场而言，如果仅仅是以马克思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不免又会有一种高姿态位——比如，针对非马克思的任何一种历史观念，其实都是可以被批判的，一旦被批判，它必然就失去了被吸收的价值，这个，即便是对马克思的理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的现象——我个人感觉到，今天反而应该引进，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尽管人们总是批评他们破产的执拗）——而不仅仅只是采用一些古老的比如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这种充满漏洞的方法——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政治家可以去研究历史，然后得出历史结论，让他们为自己所用，这我倒是绝不反对，但是，让一个历史学家不要再主动地去以某个政治家的思维去解读历史，而回到历史学家的本位——去研究人类社会中，曾经发生过，且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当是一方清净。
其实往后看，后现代主义往往没有那种独断的理论，但解构一切可以解构的，是根本特征，所以我不奇怪，为什么历史主义会被批判，甚至后现代史家试图把兰克打成一个恶魔——毕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生，各种稀奇古怪的政治思维也在不断诞生，女权主义也就罢了，让女性在历史中发挥光合热，这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当代西方社会，各种极端左翼思潮，在性方面那是特别显著，西方难免可能出现更加激进的同性恋史学——要知道这可能是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最不被重视的历史，但确实存在且值得研究——甚至跨性别史学、变性人史学、双性人史学等等——这些议题完全可能被政治吸纳，而如果如我们之前所言，政治要跑来直接影响历史研究，那么，出现这些所谓史学，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这必然会导致今天的叙事体系面临严重挑战，也因为如此，很多历史学前沿思想往往只在小圈子里面流传，倒是也可以说得通了。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一个最根本的需要搞清楚的话题，之前人们总是说，要以史为鉴，但是清代皇帝大搞文字狱，今天呢？以史为鉴，到底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呢，还是以古代军王统治手段为借鉴呢？设使，马克思主义者真的认为古代都是封建、奴隶时代，那么向那些封建时代有何所取鉴？我之前也曾说过，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评价”这个权力，划给了历史学家，当然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评论者，但是历史学家反而恰恰不该是一个历史评论者——这不是在自我反对，而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往往被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所限定的时候——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必然只能在这两种约束之下进行，哪怕多一份材料，也不过是多一份约束，既然如此，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可以被历史学家所评价——基于历史学家对他的了解程度，所以历史学家当然是可以评价，但历史学家恰最不该去评价历史人物，根本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是研究着，应当采取客观且中立的态度，如果他采用的是一个绝对客观中立的态度论历史人物，那能做的反而很可笑，某人做了某些好事，不能掩盖他做的坏事，换个角度依然成立，某人做了很多坏事，而不能掩盖他做的好事——这种评价，反而可能被政客利用，导致所谓的历史学家失去学术研究的公正性。
有人说过历史宜粗不宜细，所以很多人读一读二十四史就以为了解了中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脉络了，实际上非也，从真正的历史研究角度看，二十四史这种，实在是无奈之下的无奈之选，因为最根本的，原始的材料当然是历史研究第一手资料，那些必然是宫廷档案、记录、起居住之类的，但是这些东西，即便是距离最近的满清时代，也不能说全部都有保存下来，所以只能寄希望于经过编纂、修改的所谓史料——实则是一般性叙事性史书的二十四史——而且因为都是后一代编写前一代历史，所以很难说他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那些只靠着读这些二十四史就能得出历史经验的人固然是厉害，但是不要忽视，他们既然是编撰的，而不是原始材料，那么必然会混入编写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记录，那么你的经验教训是否有可能就是编写者引导你得出的呢？所以我一开始就多次有过表述——像《明朝那些事儿》这种书籍，作者自己也说，主要参考的就是《明史》《明实录》这些材料，那么我们也能得出一些判断，就是这种书其实也充满着一些事实性的错误，只是因为其影响力巨大，甚至开创了一个通俗化历史写作的时代，故而有开天辟地的功绩，但这并不代表它具有权威性——现在就便是真正呆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比如北京大学吧，那里面搞历史的，也有一些学艺不精的。
这似乎也和中国整个的学术培养体系有一些关系，众所周知这是及其被人诟病的，因为在中国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似乎和上帝得了一个地位，之前某个马克思主义的博士，很多人都对其进行过分析，发现其文章水平其实并不是那么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看，这一个不容他人批判的理论，进入大学体系，能养活多少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二十四史现在还不完整——《清史》这书还没出来呢，最根本一个原因是，包括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内，已经在国内豢养了一大批靠他吃饭的人，一旦清史出版，下一次改编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那经费恐怕就无望了——但我们不做恶意揣摩，只认为那里面是一些价值观问题导致的。
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有几分相似——我们终究是要把事实真相还原出来，假设用司法程序手段去检验历史研究，我们能得出，那种把历史事件描绘成铁一般存在的言说么？恐怕很难，司法走的是调查研究，但是司法程序依然不可能彻底还原事实，人们只是在不断接近真相，试想，在一个谋杀案中，人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所有的证据，而是关键的，能是证据链成立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
一个犯罪分子在现场留下的东西，肯定不只有指纹、鞋印、头发丝等等证据，空气中有呼吸的尘埃、有可能有一些皮屑——这些证据虽然可能也被发现，但是在司法过程中，显然要比指纹、血迹这些明显的证据要弱，甚至不被重视，而乃至无法进入检验名单，所以即便是证据确凿的案件，证据的确凿性也是有尺度的——历史研究甚至连证据确凿都做不到，把自古以来的历史研究者愁的只能是把客观作为批判对象——而这里却也正好显现出来的所谓的“如实直书”有多么重要了。
中国人喜欢大，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文化基因，所以历代都以大为朝代名，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大明不是因为喜欢明朝而给的一个尊称，而是明朝的本来就叫大明，大清也是一样，这也就导致了今天我们恢复了一个可能是更具有束缚力的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那么我们似乎也不难理解了，所谓历史观，几乎有四分之三都是政治的、“正确的”理念，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基本上也不是历史的历史观，而是一种政治的历史观——因为他最终都会关涉到，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人类生活的改善以及幸福的最终方向。
痛苦的活着毕竟是活着，所以人才会去思考问题。